首页 -> 2008年第1期
在时代的折皱中书写灵魂
作者：［美］乔伊斯·卡洛尔·欧茨
她还跟诺曼•梅勒有一种同契之情，认为对他的《巴巴里海滨》和《鹿苑》的评价有失公允；“都是好作品，”她说。我说梅勒有种让人激动的东西——有时在他作品的美学性之外——就是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完全认同，他渴望从根本上影响到时代的思想，把自己戏剧化为这个时代和它的种种矛盾的一个精神代表，这种使命感在他的作品中也不难找到。“在玛莎系列的开始，您并不知道它会怎么结束；而那些有了共鸣的读者，一直关注着玛莎的命运，最后就不能不和她一起被转变。”我说。莱辛夫人对自己的写作一直保持着适度的缄默——也许我的热切让她有点难为情，但我没告诉她她以为自己的作品可能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是不对的：就凭《金色笔记》这一本书她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年轻女性的想法。还有谁让她觉得志同道合？她说起索尔•贝娄，当然还有劳伦斯，以及非洲作家纳丁•戈迪默（莱辛夫人无法回到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乡南罗得西亚，因为她是“被禁止入境的移民”；因为想念着大草原，她就让女儿寄了一些非洲花卉的彩色照片来，摆在公寓里）。她说在她的心里，还没有写的那部作品是“关于监狱里的两个人”（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几十年来一直都没有写的是德莱顿家族的焰火炸弹这一《第五屠宰场》表面的主题）；这部她可能有天会写的作品，也许跟她南非的成长背景有关。
她上次去美国时，最受触动的是年轻人宽容精神和活力。1969年她在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作演讲时，正赶上学校的动乱（全国的媒体对此置若罔闻，只关注着哥伦比亚和伯克利的事件），之后飞到了石溪分校，虽然当时这并不算是一个激进的机构，但是却很快爆发了由警方就毒品问题所进行的长期骚扰所引发的学生暴动。访问过这两所大学之后，莱辛夫人按行程，作下场讲座的所在居然是伯克利。她对她结识的学生，以至年轻人印象都非常好。我问她会不会愿意做全职老师，她说她不大愿意接受一份这样的责任和工作（纽约市立大学曾提供她一份很不错的教职，但她婉拒了），部分原因是她觉得自己的学术背景有所欠缺。“我十四岁就结束了正式教育，而在那之前我也没学到什么，”她说。这让我非常诧异：一位著述成就惊人的女性，她自己也是二十世纪英国文坛一位无可置疑的巨匠，居然迟疑着不敢在大学任教！这就像一位再世的卡夫卡，羞涩，低调，谦卑，感觉自己有点难符盛名，而坚持应该由其他人来讲解他的作品，随便什么普通的有着普通学术资格的大学教师。或许这种说法有些道理。我不由想到职业的“教育”界事实上是多么压制人；它或明或暗地把那些教育背景看来不是那么好的真正的天才锁在门外。
莱辛夫人说在英国作家和大学之间的联系非常少，但是在美国却非常普遍。我解释说这是因为美国有创作班，这种班没有狭隘意义上的“学术性”，允许暂住的作家一周跟学生碰一两次面，让他有很多个人的时间可以创作。在英国，很多作家不得不在出版社或杂志社工作。伦敦的出版业，她说，总是在变动之中；编辑经常换出版社，旧的出版社没了，新的又出来。她还告诉了我没听过的关于潘泽出版社的消息（大概我本来也不可能听到，因为我在英国是活在理想世界里，跟当地的文学圈没什么接触），这是一家从事平装书再版的出版社，正好我和莱辛夫人的书都有在那里出版：社里两名主编这个礼拜辞职了，准备自己开出版社。我表示了惊讶，她说这种事总在发生。纽约虽然也不消停，但还没这么糟。
莱辛夫人在美国的出版社是诺普夫，编辑是著名的鲍勃•戈特列部，她非常喜欢跟他合作。戈特列部离开西蒙舒斯特的时候，她也跟着换了出版社，认为他是很棒的编辑；他还帮她安排系列讲座。我问她大体上对自己的写作和公众的反应满意。她非常出乎我意料地说，有时她需要强迫自己才能写作---她经常感到一切可能都“无意义”。我问她她是说她的写作有时让她觉得徒劳，还是文学在社会中的角色。
“我想应该是我们一开始想改变社会，”她说，“借助于文学，然后当什么改变也没有的时候，人就感到了挫败。接着就会探究为什么他觉得他有可能改变社会？改变任何东西？不管怎么样，还会努力向前。”
我告诉她她的作品已经改变了很多人，而那些人，虽然表面看是孤立的，但事实上构成了社会。她的作品，在我看来，并不是存在于真空当中，而是与她同时代的一些重要的（非文学领域的）人物互相呼应——罗纳尔德•莱英，亚伯拉罕•马斯洛，博克明斯特•富勒，巴里•康芒纳——以及很多其他“自我毁灭式的社会”的批评家。
“但是还是不时要追问文学的前提是什么，”莱辛夫人说。“已经改变了什么了吗？什么会发生改变吗？美国的反越战的抗议声音，产生了什么实际的效果了吗？”
我想是有的，思想意识的改变，”我说。
莱辛夫人对我的意见表示尊重，但是很显然她不这么认为。她接着说因为她深居简出，所以感觉跟目前的写作圈疏离了，自己也没怎么想要去花功夫看看目前都有什么作品。她问我喜欢哪个英国作家。我跟她说我非常喜欢奈保尔的《在自由的国度》里时，她也认为奈保尔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但是我对他没有感到那种我在冯内古特这些人身上所感受到的同契之情，虽然他写的恰恰是我所熟知的非洲。”
在我所欣赏的年轻英国作家里面，只有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还是她熟悉的。她喜欢德拉布尔小姐的作品，但是还没有读过《针眼》；我告诉她，这部小说跟她的作品有些共同的重要主题——“创造”出在一个人虽处艰难悲惨的都市，但是还可以身体力行的一套价值观。
“嗯，不管文学能否实现什么，”莱辛夫人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离开莱辛夫人的住处，从山上走下来，走到地铁站，那种悬置感，那种不真实的感觉反而更加强烈了。对我来讲，我见到了生活的又一个神秘的悖论，那就是真正有天赋的人，先知般的“天才”（一个不可饶恕却又不得不用的词）不能了解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在历史中的分量：很少有人像叶芝一样自我承认，自我认定，他似乎不仅接受了自己的创造力，而且还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多丽斯•莱辛，这位刚刚和我度过了两个钟头的温暖、怡然而又极为有趣的女性，还不知道自己是多丽斯•莱辛。
但是我想她不知道《金色笔记》（先于并且取代了所有“女性解放”作品中最深奥的）对我这一辈的年轻女性的意义，也算平常；她好多短篇小说美妙地照亮了很多人的生活，那些最私密最封闭着的人的生活，而作者对此没有任何刻意和自觉。她也无法估量她的《四门之城》，这部对她来讲明显不好写的小说，是怎么不但改变了我们对自己面临的生态危机、把自己的批评者污蔑为“疯子”的自我毁灭式的社会的疯狂的认知，而且还改变了我们对小说本身形式开放的可能性的认知。她的写作从来没有表面的实验性，却深入地进行了实验——探索——尽力改变我们对生活和我们自己的思想的广度的期待。
她的作品，尤其是玛莎系列，《金色笔记》以及《沦入地狱简述》，探寻了灵魂的演变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阅读这些书的读者。我想我们最伟大的作家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变化被延时了，我们可能要花数年才能明白他们对于我们的意义。多丽丝•莱辛有一种独特的敏感，她的写作出于她深刻的阅历，她自己的主观性，但是同时也出于时代精神。这是一种无法被分析的天分；它只能被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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