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本土化与化本土

作者:叶如兰




  
  往昔,典仪存,天下太平。白人来了,天下变了,开创新典仪,时之所需,势之所驱。于是我在仪式上做了改动。人们对此忐忑不定,但我知道唯有这样,典仪才能长盛不衰。
  ——莱斯莉?玛蒙?西尔科 《典仪》
  
  1620年,英国的“五月花”号船载着一群英国清教徒到了美洲,这群可怜的人儿有近三分之二熬不过饥寒,呜呼哀哉了。善良的印第安人(注:本文把土著人、本土人和印第安人视为同一概念,不做区分。)发现了幸存者,他们力尽地主之谊,让移民过上了欢愉富足的生活,他们感恩,还吃了火鸡。但遗憾的是感恩的心后来就慢慢变质了,于是有了“最后的莫西干人”。人们管印第安人叫土著人,土人纯朴执著,始终不渝地延续着口头传颂历史文化的习惯,这种方式够鲜活,够生动,够丰富,并且维系着一代代土著民的相互联系。欧洲的殖民入侵侵占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威胁了印第安人的生命。文化决定命运,意识决定格局,野心勃勃、贪婪无厌的入侵者自然不会放过土著人的传统文化。
  然而,要对大地之子的土著人来一番彻底消灭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如果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化在地球上彻底消亡了,那世界也就真的像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是平的了。北美印第安部落终究还是使白人的预期落了空,他们既不曾消失,也没有被欧洲文化所同化,与势众力强的西方文明交手四百多年,依然留得一片青山在。学习使人进步,这是个普氏道理,土著人明白兼收并蓄方能自强不息,他们拿来了白人的知识和技术,拿来了白人的语言,它们如同一团带有酵母的面团,被本土人揉捏进自制的粗面粉中,于是两种不同的面混合到了一起,粗面团本就是这么大,不萎缩已经是相当理想的事了,此刻因有了那团带酵母的面,它慢慢大起来了。
  1968年,斯科特·莫马迪(N. Scott Momaday)用他的一部《黎明之宅》(House Made of Dawn)吹开了印第安文艺复兴的号角;随后,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莱斯莉·玛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琳达·霍根(Linda Hogen)、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杰拉尔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波拉·甘·艾伦(Paula Gunn Allen)等纷纷各显身手,他们依然喜欢用话语传承土著文化,但是这一次除了嘴巴,他们开始借助文本传递自己的声音了。白人渐渐被本土文化感染了,1990年《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 中南北战争英雄约翰·邓巴中尉(John Dunbar)归融本土的故事吸引了无数白人观众的目光,导演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因此收获了丰厚的票房收入,并在第二年囊获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关于此部电影中所投射的白人对土著人的真实态度,评论家众说纷纭,姑且置于一旁,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即白人对印第安文明的态度发生了质的改变,从殖民心理的取而代之转变为温和的关注。
  
  本土——延绵传承的整体链
  
  1、 共时的整体链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存有不同的民族,一种文化可以同时包含许多传统,一个人也可以同时融和着几种血缘。当代美国本土文坛首屈一指的人物路易丝·厄德里克就是这么一个多重文化身份的集合体,她的母亲让她体内流淌着齐佩瓦——奥吉布瓦(Chippewa-Ojibwa)人的血,她父亲则使她同时又被冠上了德国人后裔的名头。像她这样的混血在美国本土人中已是不足为奇的事了,不过血液的杂糅并没有淹没美国本土的文化和传统,而是使印第安文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这方面,路易丝·厄德里克是功不可没的。
  厄德里克出生在美国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传统文化哺育了她、给予她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灵感,《爱药》(Love Medicine)是她在文学上的首次成功,自从她就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大量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作品。相比斯科特·莫马迪、莱斯莉·玛蒙·西尔科、詹姆斯·韦尔奇等人,厄德里克的作品具有更为浓重的本土特性。
  何为本土特色?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口述传统、群族意识、神话元素和土语方言。口述传统是印第安文学最显著的特点,而故事自然成了主要的口述形式。印第安人好讲故事,斯科特·莫马迪解释道:“讲故事是为了理解和分享人生经验。”在大多数部落中,长者扮演着说书人的角色,他们讲印第安神话故事,讲部落历史,讲生命历程中经历的事,使印第安传统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扎根到了年轻人的心中。
  《奥吉布瓦神话和传奇》(Ojibwa Myths and Legends)中记载了二十世纪初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说书活动:“冬夜,我们一同聚在一个说书老太太的家中。去她家时,我们分别带上食物和老太太一起分享。大家围坐一堂讲述身边发生的事和部落内出现的状况。大家特别关注孩子在家族外受到的教育,它们很可能破坏家庭的纽带。随后,我们的老朋友便开始把我们所说的每件事和纳纳波宙(Nanabozho)(注:为奥吉布瓦神话中的神灵,他的法力仅次于美国本土神话众神中的Manabozho。)的法术联系起来,严肃的谈话气氛逐渐变得欢快轻松起来。故事讲完了,我们的晚餐也结束了。”(Coleman 7)
  厄德里克便是在这种故事会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小说作品的创作中, 她把口述传统和书面文本完美地揉捏到了一起。她的小说能让读者全然忘记作者的存在,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仿佛是读完了一本故事汇编。这些作品同一席百衲被,厄德里克首先选就了所需材料的色彩和面料,并将选好的布材剪成几何形状的小块,随后将这些小块按照一定的模式缝合成较大的方块,最后将大方块缝合成一个整体的图案,传统的图案,表明了它在地域、政治或精神上的含意。缝合使各种因素均匀地展示出来,其中没有任何“等级差异”。在《爱药》的各章节间,六个不同的“我”(Albertine Johnson, Marie Lazarre Kashpaw, Nector Kashpaw, Lyman Morrissey, Lipsha Morrissey和Lulu Nanapush Morrissey Lamartine)从各自的视角讲述相同的家族故事。在“爱之药”("Love Medicine")的故事里,由利普沙(Lipsha)担当说书人“我”,述他爷爷耐克特·凯斯珀(Nector Kashpaw)和奶奶玛丽·凯斯珀(Marie Kashpaw)以及露露?拉马丁(Lulu Lamartine)之间的情感故事。在“喜泪”("The Good Tears")的故事里,讲的依旧是三个人的这段情感关系,有所不同的是,此“我”非彼“我”,露露成了诉说者“我”,对这段三角情感有了更为切身和直观的描述。叙述者的层层转换提供给读者一种印象主义的阅读经历,故事不会因作者而限定,相反,它充满了活力和可塑性,它让读者摆脱机械阅读的苦恼,取而代之的是用心倾听,领悟,继而神领意造。
  本土作家从来就不吝啬与族人分享成果,因为他们的故事本就是部落故事和神话的借用和再现,“你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声音……这是一种聚合精神”。欧洲人强调个体和自由,崇尚抛弃历史、面向未来寻找个人机遇的精神,而印第安人注重的是群落,是历史,是相互关系,是固有的土地,个体与部落如同唇齿,唇亡齿寒,部落的消亡意味着本土人无所归属,意味着本土人身份的丢失。以斯科特·莫马迪为代表的一群本土作家已经淡化了这一观念,他们的作品中多为个体离开部落的经历;而厄德里克故事中个体的生活无不以家族和部落为依托,例如《爱药》是关于个人、家族和部落相互关联的故事;《甜菜女王》讲述了混血移民在保留地的生活及他们与土地的紧密联系;《轨迹》通过纳纳布什(Nanapush)、纳纳波宙和波林(Pauline)之口展现了1912年至1924年部落内的事件;《宾果宫殿》里,利普沙在家人和族人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成了皮里奇(Pillager)萨满术的继承人;《羚羊妻子》描摹了现代部族和传统部族的关系。几乎她的所有作品中都贯穿了对家庭、对家庭成员关系和对家庭历史的聚焦;家和部落对于个体是归宿,是根;部落故事和传统起着凝聚部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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