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我不属于其他任何地方”
作者：［美］赫莎·Ｄ·黄
译/ 张雅琳
文/ [美] 赫莎·D·黄
1、路易丝·厄德里克、迈克尔·多里斯与赫莎·D·黄的对话
赫莎·黄：你认为自己是美国本土作家吗？你如何看待这些标签？
路易丝·厄德里克：我想，任何标签都是合理的，同时也是这个男权社会的产物，因为人们显然不会给白人男性作家贴上“白人男性作家”的标签。我认为这些标签在某些方面很实用。我同样也是“女性作家”，或者是大家愿意贴上的随便什么标签。但是，我实在不喜欢标签。虽然我和迈克尔的背景，以及我们作品的主题确实属于美国本土，但我更喜欢单纯的作家身份。尽管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来自龟山齐佩瓦族（注：Turtle Mountain Chippewa为北达科他州境内印第安部落的。），来自北达科他州。公开这一身份，让家乡人民为此骄傲，感觉真好……
黄：合著这一想法让许多强调独立创作的作家望而怯步。你们两位就是共同创作，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的合作过程？
厄德里克：这一点也不神秘。
多里斯：在创作之前，我们开始长时间地谈论一些事情——某个情节的原型，或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或者我们观察到的某种现象……谈论过后，首先有创作想法的那个人起草一份初稿。这份初稿可以短到一段话，可以长达十页，长度也可以在两者之间。然后，另一个人阅读初稿。接下来，两人坐在一起，拿起铅笔，标出哪些地方行得通，哪些地方行不通，哪些地方需要详述，哪些地方应该删节。起草人可以接受这些建议，也可以保留原来的想法，但多数情况下是接受的。接着，他会重写一份新的草稿，给另一个人阅读，重复刚才所说的过程。这样的相互交流要进行五六次。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起草人手中，但实际上所有句子都在我们的一致同意下出炉，可谓字斟句酌。所有内容都至少经过六次重写和大修改……
黄：你曾提到威廉·福克纳、托妮·莫里森和芭芭拉·皮姆都对你的写作有所影响。他们具体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呢，能说几句吗？……
厄德里克：说到威廉·福克纳，真的很难形容他的影响是什么。我想，他的影响是直入人心的。他是如此出色的“说书人”，带有美国特色。我一遍又一遍地读他的作品。我也很喜欢你刚才提到的另两位作家。你所阅读的作品都会对你产生影响。我接受过文学教育，因此整个文学经典就是我的背景。我非常喜欢约翰·邓恩。
黄：除了文学传统外，口述传统的影响如何？家族故事是否影响了你的创作呢？
厄德里克：某种程度上来说，坐下来听家人讲故事比阅读文学作品更重要。这些故事是在孩提时代听来的，那时候感官处于最开放的时期，心智也逐渐健全。我相信，这些故事确实在我家发生，（对着迈克尔说）你家的故事也一样……
黄：（在《爱药》中），读者仿佛听到零零碎碎的闲聊之语。没有一个全知叙述者告诉我们事实真相，没有一个权威者把秩序和稳定强加于人物或人物的生活。
厄德里克：是的，我赞成你的说法。我们俩都是在小社区里长大，与社区的关系决定了你是怎样一个人。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在社区引起波动。我想，你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而从事写作的时候却忽视了这一点……
黄：我们一直在谈论《作家的地方感》。我想知道，生活在新罕布什尔州，创作北达科他州的故事，这是怎样一种概念。
厄德里克：我自己也想知道。我非常喜欢新罕布什尔州，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是，那里没有我的过去，没有与某种文化的联系，没有血脉相连，没有在某个地方久居后获得的历史感。我对家乡特别依恋，我的确喜欢待在那儿，但是我也非常想念北达科他和这里（明尼苏达州）。这是两个我实实在在待过的地方……
有时候，我想仅仅是思乡之情让我在感情上更强烈地眷恋过去……
黄：路易丝，你所描述的情境如同人们小时候的经历——在一群大人的周围游荡，不被人注意，插不上话……在《爱药》中，艾伯丁记得琼姨妈总让她“远离谈话”，卡什珀家的房子位于“印第安人专属地的边界”，许多人物都游离在社会的边缘地带。这种观点是如何体现在你的写作中？
厄德里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作家的状态。你不可能总是最受欢迎的人、注意力的焦点，人们不可能总是向你寻求答案。我一直觉得更多的时候我是在聆听别人的谈话……
多里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混血者的状态。
2. 路易丝·厄德里克、南希·费尔·查弗金与艾伦·查弗金的对话
——摘自《与路易丝·厄德里克和迈克尔·多里斯的谈话》（1994）
查弗金：也许是因为你笔下相互关联的故事和错综复杂的观点，人们常把你与福克纳比较，这种比较有用吗？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是否影响了你自己的创作？
厄德里克：也许福克纳对任何作家都有影响。是的，我确实喜爱他的作品，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们，特别是《村子》和《押沙龙，押沙龙！》。这种比较有用吗？我想这取决于你如何利用它。我并不认为是比较深化了写作经验，但是，它也许指出了一个有趣的学术问题——那就是，南方白人作家和本土作家是如何带有相似的（含蓄的，受挫的，骄傲的，不败的）历史感和地方感。真是意料之外的相似。
查弗金：严肃的创作是由忧伤或者失落感激发的，你认为这种说法是否言之有理？
厄德里克：也许有些道理吧。不幸的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我们大多数人是通过体验痛苦和挫败来丰富阅历。或许我的孩子们渐渐教给我体验完全的快乐是怎样一回事。他们毫不费力地就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直截了当地接受快乐，这其中充满智慧。和孩子们在一起，至少我意识到自己对于专心致志以及平和看待世界的意义知之甚少。我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失去了这个能力。我正尝试着把它找回来……
查弗金：你能举例说说你的故事灵感来自何处吗？
厄德里克：获得第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天平》的第一句是在旅馆的餐巾纸上写下来的。《圣玛丽》的第一句是我泡在浴缸时想出来的，当时我正在生闷气，因为迈克尔告诉我故事的第N份草稿写得不太好。有一次，我的祖母被一只狂吠不止的小狗惹恼了，她声称“要把这狗儿痛打一顿”。这句话成了某个故事中的一句。顺便说一下，祖母后来并没有打那条狗，她喜欢动物。我的父亲曾向我讲述他第一次乘坐马戏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的经历。我的兄弟姐妹、叔叔婶婶都很健谈。故事可以毫无预见地从任何地方冒出来，我尝试着让自己保持开放，尝试着将心门敞开。
查弗金：我们之所以喜欢你的故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故事总让人难以预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是人们在阅读“魔幻现实主义”类作品时的感受。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称你为“魔幻现实主义者”。你觉得呢？你认为用“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形容你的作品是否有益？
厄德里克：这是早些时候的事情了，她真好，对我如此褒奖，但我想，模仿马尔克斯的浪潮业已退去。也许你刚才说的“难以预料”一词更准确，这正是我想要的读者反应。问题在于，那些被读者挑选出来说是“魔幻”的事件，我倒觉得并非不真实。它们确实不同寻常，但我从小到大都相信奇迹，我所听到的都是一些似乎难以置信却又真实存在的事件。我想，适用于“魔幻现实主义者”这一头衔的作家应该来自与宗教奇事、自然奇观联系更紧密的文化……
查弗金：与另一个作家倾力合作，同时又保持自己独有的想象力，这可能吗？
厄德里克：我们合作的核心就是保证各自的独立性。我完全尊重迈克尔在创作时需要的独处和安静，他也同样尊重我。要两个人用同一的大脑思考，甚至在同一场所进行创作——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一个人的想象力是由儿时的符号和奇景构成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对细微之事和可能之事的认知范围也不断改变。在诸如撰写《哥伦布的王冠》的合作中，我们共用一本书来创造我们自己，但创作源头自身却是一口封闭的井，只对个体思想的自由想象开放。在我们独立创作的作品中，无疑正是这种创作源头决定了作品的实质。但是，有一点不能忽略，在合作中有诸多艰难的调整过程，我们之间进行了无数次协商，任何言语都不足以形容我对迈克尔的热情投入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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