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沉重的黄沙》面世记
作者：译／马海甸 文／［苏］阿·雷巴科夫
阿·雷巴科夫长篇小说《拉希利》的编辑部结论。
在长篇小说的所有事件中，应赋予伟大卫国战争以全民、全民族灾难的特征，赋予纳粹主义——作为指向反全人类的思想体系，而不仅仅是反犹太人。
从小说中完全删去斯大林、莫洛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以及与之有关的议论。
完全删去列夫·拉赫连科（注： 《沉重的黄沙》中的人物，拉希利的父亲。）被捕和死亡的情节，以及所有与一九三七—三八年间政治审判有关的段落。
拉希利的呼吁应该不仅面向男人，而且面向所有人。
《拉希利》的书名应另改。
苏黎世市应改为瑞士其他德语城市。
散文部主任H·克留奇科夫
一九七八·三·九
所有这些类型的其余各点：删去、撤销、修改，不是犹太人，而是一般“人”等等以及诸如此类。副总编辑弗拉基米尔·茹科夫作了结论。他不明白：无论从长篇小说剔除多少个“犹太人”的单词，犹太人的小说任何时候都不会因而消失。
我把小说的名字改为《沉重的黄沙》，取自圣经(《约伯记》)：“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言语急躁。”（注：引自和合本《圣经》第332页。）
评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政治路线、与三十年代的审讯联在一起更困难。我想：同意，不同意？怎样活生生地剜下来。列夫·拉赫连科在小说中是作为“人民公敌”而被枪毙的——只好把他抛在火车下。德国人在前线撒的反犹太主义的传单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我把克努特·哈姆生（注：(1859—1952)， 挪威作家，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二战时拥护德国法西斯。）的文本取而代之。但仍然成功地拈出了什么。甚至犹太人被害的这个数目——六百万人——被捂住的，它首先让我们在我的小说里披露了出来。
因为删节和修改，小说当然变得单薄，但它的主要激情仍在。
在《十月》刊出有一个优点非常重要。如果《新世界》杂志打算在第三期刊出小说，检查委员会要求提交整部小说，只有全部读过它才签署第一部分。在可靠的《十月》，检查员只读眼前的一期，而不要求读整部作品。这样我就过关了。检查员读过第一部分，似乎没啥反叛——革命前乌克兰的犹太小城，——签署，而当读到第二部分，然后是第三部分，突然发觉已经晚了，我已无从修改，腰斩，谁也担待不起。这意味着会酿成当前的文学丑闻。一九九五年在我选集中我把《沉重的黄沙》删去的一切全恢复了。
最可笑的是要求把苏黎世改成另一个城市，因为这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列宁在苏黎世》出版了。他们害怕联想，甚至不允许发生在苏黎世！我把苏黎世改成巴塞尔。
以后，长篇小说业已独立成书，有人请我到苏共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乏味的官员，就像过去带我到这儿的马斯林，手执一张小纸条宣读对长篇小说的批评。他毕恭毕敬地补充说：
“米哈依尔·安德列耶维奇的批注。”
我未能马上猜到，这个米哈依尔·安德列耶维奇是谁，后来一想——苏斯洛夫（注：米哈依尔·苏斯洛夫(1902—1982)，去世前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在苏共其地位仅次于勃列日涅夫。），党的主要理论家，他不曾偷懒，读了书。不过，那时所有读《沉重的黄沙》的人都得在图书馆轮候。
苏斯洛夫曾就读于红色教授学院。乏味、平庸的沉重，他以这一点为人所知，在家里抄下列宁关于经济问题的主张的全部卡片。他公寓中的小房间里放满装着的卡片、引文和索引的盒子，列宁关于经济问题的每一句话都加以核实和抄录，这样一位一丝不苟、学究式的档案专家，端坐在家里抄卡片，孤僻而拒不应酬，也不钻营，因此得以完好无损。
有一次斯大林迫切需要为报告征引列宁关于一个小范围的经济问题的见解。斯大林机灵的秘书梅赫利斯（注：列夫·梅赫利斯(1889—1953)，历任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联国家监察部长等要职。）谈到苏斯洛夫，他在红色教授学院的同学。赶紧去找他，马上找到他需要的。斯大林很清楚梅赫利斯的理论“极限”，问他，怎么这么快就搞到了引文。梅赫利斯谈到苏斯洛夫。打这起米哈依尔·安德列耶维奇便开始官运亨通，最终官拜政治局委员。其时关于苏斯洛夫升官的传说在莫斯科流行一时。
他的批评毫无价值，对小说没有任何意义，也不曾改变什么。我不曾加以反驳。只是想：“他们在干些什么呀，我们的领导人？在我们国家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吗？为啥他们自认有权干预作家的文本。？”
更有趣的是官员向我出示某教授的信，他确信，《沉重的黄沙》——犹太复国主义之作。“并非偶然，”—教授写道，“小说的主角生于巴塞尔，在那儿曾召开过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大会，某位凯尔茨利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思想。”
我把杂志的“编辑部决议”放到官员面前：建议把苏黎世改为巴塞尔，这就是说让我再改上一次。我能改吗？在小说已为成千上万读者读过之后。
官员当然明白个中的荒唐，他两手一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