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沉重的黄沙》面世记
作者：译／马海甸 文／［苏］阿·雷巴科夫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作家阿纳托夫·雷巴科夫(1991―1998)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在中国瞬间走红，短短一年间，就出了多种不同中译本。相形之下，雷巴科夫的遗著《长篇小说回忆录》就几乎不为人知，其实这部回忆录史料价值不低，而且很有趣，值得一读。本文为该书第二十五章，无题，题目为译者所加。《沉重的黄沙》写于一九七八年，以当时在苏联仍属较敏感的犹太民族为题材。《黄沙》转年即出了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就印了十万册。
我将题为《拉希利》（注：《沉重的黄沙》原名。拉希利为小说的女主角。）的长篇小说送交《新世界》。特瓦尔多夫斯基（注：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苏联著名诗人。曾两度出任《新世界》主编。）已去世，他的继任人科索拉波夫——党报的行政领导，为人正派，任内曾在《文学报》刊出了叶甫图申科的长诗《娘子谷》。现时主持编务的是诗人纳罗夫恰托夫，此人聪明，受过教育，曾就读于哲学、文学和历史研究所。过去他喝得厉害，但戒了。党的首长喜欢这样。他对长篇小说持警惕的态度，只有获得“上头”的批示，才能刊登。
只能这样了，《新世界》刊出过我的两部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预告过，但迄无下文，领导散文部的季阿娜·捷维克良，据我别列杰尔基诺（注：莫斯科近郊，为诗人、作家别墅区的所在地。）的邻居、剧作家亚历山大·克龙说，她为人开放。一九六二年曾积极参与揭发苏维埃作家出版社社长H·B·列休切夫斯基密告诗人鲍里斯·科尔尼洛夫和尼古拉·扎博洛茨基的行径。
把手稿交给她，开始等候回音。
我把长篇小说交给朋友阅读。
瓦夏·阿克肖洛夫读过了，到别列杰尔基诺来找我，就在窗口旁，不看我，只看着街道，审慎地说：
“咱们这儿登不了，有人会登。”——沉默。
从他的审慎中，即站在窗口旁，只管说，不看我，我捕捉到他可以帮忙的暗示。显然，存在着与西方文学团体的联系，存在着把我的手稿转到那儿去的可能性。他示意用什么谨慎的法子。《大都会》（注：苏联文学著名的“地下出版物”，由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主编，一共有23位作家供稿。）出版后，我的猜测获得了证实。
“在西方，这样的文学作品太多了，”我说，“应该在这儿凿穿墙壁。”
“留点儿神……”
谢明·伊兹拉列耶维奇·利普金（注：(1911年— ) 俄国诗人、翻译家、小说家。）喜欢长篇小说。我高度重视他的意见。杰出的诗人，诗歌翻译的行家，有着清白名声的人。阿克肖诺夫的文学丛刊《大都会》有参与者曾声明，如果它的作者中有谁受到什么惩罚，他们全体为表示抗议将退出作协。然而《大都会》的参加者维克托·叶罗费耶夫和叶甫盖尼·波波夫一遇到麻烦，只有两个人——利普金和他的妻子，诗人因娜·利斯尼扬斯卡娅——信守了上述诺言(不算阿克肖诺夫，他去了美国)。
尤里·特利丰诺夫（注：尤里·特利丰诺夫(1925—1981)， 苏联小说家，相当一部分作品已译成中文出版。）对《沉重的黄沙》持复杂的态度。我俩很要好，我年纪要比他大得多，通过一连串的事件，我明白了，何以他在十三岁上就成了“人民公敌”的儿子，丧父(被枪决)，失母(被押送集中营)。他隐瞒了这些情况，进入文学院，打这以后他一生的事业焕发出光彩。尽管领导散文研究班的康斯坦丁·费定（注：康斯坦丁·费定(1892—1977) 苏联作家，曾任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是一个随大流和看风使舵的角色，但青年时代小说写得不坏，对文学了解很透彻。费定很赞赏特利丰诺夫的才华，推荐中篇小说《大学生》参选斯大林奖金。一九五一年尤拉获奖了。这是正式的承认，但未必会令他感到荣幸。我想，特利丰诺夫对难以明言的东西比我们感受要强烈得多，实际上他也是这样。他佇候着自己的时刻。六十年代末他的几个短篇问世了。关于它们人们立刻议论起来。以后出版了《交换》、《长别离》、《另一种生活》、《滨河街公寓》、《老人》。他的作品大大提高了苏联散文的水平，他找到了自己的话，自己的形式。“公正”刺痛了特利丰诺夫，知识界瞬间将他的书一购而空，剧本《交换》和《滨河街公寓》在塔甘卡剧院上演时挤得水泄不通。在政治书籍出版社的《燃烧的革命者》丛书中，他写出民意党恐怖分子的“急不可耐”，获得其时“红色旅”猖獗一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高度赞赏和伯尔（注：海因利希·伯尔(1917—1985) 德国小说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本人的称赞。
晚上特利丰诺夫坐在中央法捷耶夫文艺工作者之家的饭店里，向别人出示德国人的赞扬文章。微微一笑，怡然自得。世界承认了他。长时间面对受伤害的自尊心的是孩子般天真的贡品，读过《沉重的黄沙》后，特利丰诺夫面挂宽容的讪笑说：
“托利亚，不要受骗了!大伙儿在夸你的长篇，但这还不是文学的顶峰。”
关于《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手稿还我后，一般人都不说什么，只有一个人发现了：
“我把手稿交给萨沙·格拉特科夫(剧本《骠骑兵史诗》的作者，坐牢多年——雷巴科夫)，他大吃一惊，你怎么把这段时间记得那么清楚。”
我不怪特利丰诺夫。我喜欢和理解他。他历经困难才获得自己的成就。他的天赋增强了力量，然而作家的才华令痛苦更甚，以至折了他的寿，一九八一年，特利丰诺夫去世，时年五十六岁。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我收到《新世界》的信：为确认我们的交谈，我遗憾地知会：我们不得不退回您的长篇小说《拉希利》，因为它未能纳入鄙刊的计划。季·捷维克良。
“谈话”确实是发生在这封信之前，更确切地说，发生在捷维克良关于长篇小说不可能在这段时间刊出的独白之前。独白颇具挑衅性，结果是我自己犯下错误，写出“无法通过的”的东西。
我把长篇小说送交名字似为《人民的友谊》的刊物。散文部的主管因娜·谢尔盖耶夫原来比捷维克良更坚决：“我们不会刊出这部小说，其时——一九三八年。战争是片面表现的——不但犹太人因战争而受苦，其他民族也一样。”
怎么办，投到哪儿去？我想起了《十月》杂志，我在那儿发表过长篇小说《司机》。潘菲洛夫（注：费奥多尔·潘菲洛夫(1896—1960)苏联作家，曾长期担任《十月》主编。）死后，杂志由符谢沃洛德·柯切托夫（注：(1912—1973)，苏联小说家，代表作《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等均有中译本。）主持，成为反动力量的堡垒。知识界对杂志及其编辑嗤之以鼻。七十年代初柯切托夫死后，前线一代作家、阿纳托利·阿纳尼耶夫（注：(1925年—) 苏联作家。）被任命为总编辑，人们认为他还不错。他组织了新的编辑委员会，努力将开放的作者吸引到杂志中来。但他改变杂志声望的尝试全属徒劳——《十月》仍是反动的同义词。我估计，阿纳尼耶夫需要能吸引注意力的作品。
我与阿纳尼耶夫不熟，但认识杂志的编委成员格利戈里·巴克拉诺夫（注：(1923—)苏联作家。代表作《永远十九岁》有中译本。），同样是前线一代作家，请他把手稿交给阿纳尼耶夫。巴克拉诺夫读了小说。
“你知道，托利亚，我怕不成。我不是指一九三七年。而是犹太人……阿纳尼耶夫不见得敢冒险。”
“我请人——把我的稿件交给阿纳尼耶夫并说：‘雷巴科夫请你过目。’”
“阿纳尼耶夫如今在休假。”
“这样更好，把它放到桌子上。”
他把手稿取走，带回杂志社，放在阿纳尼耶夫的桌子上。后者休假回来后，在桌子上找到我的长篇，拿过来，阅读，打电话给我，请我到编辑部，解释说如果我同意修改的话可以刊出。修改些什么呢？编辑部其他同志读过后会下结论。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