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一位真诚信徒的自白
作者：吕 珏 ［英］凯瑞·菲利普斯
今天，有一座远藤博物馆建在长崎，那是日本与西方联系最为深远的一座城市。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远藤的论文、手稿、书信、笔，甚至还有他的衣服，所有展品都被收藏在一幢面朝西方的建筑里。在日本，远藤周作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作家，他希望能促成日本生活方式与欧洲思想意识交融并存的理想，但他同时也有批判者。就在1999年远藤博物馆开馆后不久，一面为纪念小说《沉默》而铸造的纪念盘被日本天主教徒恶意涂花，因为他们无法认同小说的主人公罗德里格竟然愿意践踏圣像。
在远藤的一生中，各种天主教团体四处游说，完全破坏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但自他于1996年去世之后，新一代日本天主教作家已经兴起；虽然远藤的作品饱受争议，但是远藤对他们的影响仍然不可估量。加藤先生一再强调，日本读者认为远藤属于日本20世纪屈指可数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他说：“远藤为我们社会的变革创造了空间，他是沟通新与旧的桥梁。”
说到这里，加藤先生和我又陷入沉默。透过眼角的余光，我注意到侍应生正满怀期待地在一旁徘徊，于是我想该再点一杯咖啡。忽然间，一个念头闪过脑际。我想起，自己成长时的英国正值六七十年代。在我眼中，那时的英国僵化顽固，不愿意接受任何变化。满耳都能听到别人劝我“回到你来时的路上，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本”，可以想见当时的我肯定是不招人喜欢的新锐异端。我是怎样将自己的世界、人民和我自身与对民族身份抱有如此狭隘观念的英国融合起来的呢?
我的人生充满着大大小小的背叛，对国家对自己都有所背离。就在我准备离开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明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我要试图让当代英国社会能够接受，甚至是乐于接受她那复杂的历史和当下。事实上，当我决定再点一杯咖啡时，我意识到远藤所刻画的日本社会的僵化刻板其实触动了我心中那根熟悉的弦。
此时，侍应生在我们面前摆上两杯咖啡。我马上就能回答加藤先生的问题，打破我们之间这令人尴尬的沉默了。因为我现在终于明白正是“远藤的人民”使我确信，他的世界同我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牵连进活体解剖丑闻的须黑大夫(Dr.Suguro)让我想起了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年轻英国女子，她站在父亲统治的加勒比殖民地上，渐渐发现自己原本“支持”的殖民地制度实则令人“难以忍受”。
“远藤的人民”让我想起那位押送奴隶的船长，他慢慢醒悟到自己努力维持的贩奴交易实则背离道德。他们还让我想起了那个将自己的孩子卖去当奴隶的非洲男人；以及那个矮小的英国种族主义者，他因不解为何身处的社会要发生种种变革而忿忿不平。
那些患有梦游症的社会不情愿地从梦中醒来，不得不面对变革，在这些社会中有一群“懦弱”的人，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由历史所设定的道德抉择之中。也许我并没有远藤的天主教信仰，内心也不曾如他那样与自己信仰的本质苦苦论辩，但他所展现的社会和道德视阈，以及他试图将自己对僵化的社会与意识形态的理解化为文学作品的方式，都对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听完我冗长曲折的回答，加藤先生笑了，他似乎很高兴终于能“理解”为何远藤对于一个来自世界另一端的作家有如此深刻的意义。但是，当账单送来的时候，加藤先生强调，虽然远藤作品的主题非常沉重，他本人却非常幽默风趣，而且始终是个乐观主义者。
就我所读过的少数介绍远藤生平的资料来看，我已经猜到其人确实如此。我再次向加藤先生表示，在我看来，彰显模棱两可的意义是远藤献给国内外读者的厚礼。他的作品旨在颂扬那充满迷惑的灰色地带，并且提醒我们在现代世界，无论居于我们之上的权威——宗教或非宗教权威皆然——希望我们相信什么，那些旧有的忠诚和确定性必然要经历变化和转型。
而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在21世纪的世界生存，我们就必须接受道德下滑、人种混杂和种种变革，并且不对它们做出惩罚。受洗以及游学法国的经历动摇了远藤身份认同的根基。他并没有畏缩地攒住一个“安全”、原初而简单的文化身份，而是试图整合自己所受到的各种新事物的影响，从而为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塑造一种新的日本人身份，这正是他了不起的成就。说到这里，加藤宗哉站起身来，向我微微鞠了一躬，而我也几乎自觉地以同样的方式还礼。
他清了清嗓子说：
“在远藤写任何一本书之前，他一定会把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恋情的终结》(The Ena of the Affair)通读一遍。我想您也许愿意知道这一点。”我很感谢加藤先生愿意拨冗会见，也谢谢他的微笑。我们又一次鞠躬行礼，然后我便看着他小心地走过拥挤的饭店大厅，走出玻璃大门，消失在涉谷商业区繁忙的大街上。我没有告诉加藤先生，自己在每写一本书之前，总会拿起一本远藤周作的书来读，通常会选他的小说《沉默》。这种奇妙的文学接力将继续把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作家联系起来，编织出美丽的七色彩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