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弹下的故事
作者：［英］杰妮·特纳
《守夜》中并没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元素——没有脚注，没有滑稽的类型人物，没有作者的干预——然而，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这决不是一部以过去为背景的小说，而是以“可触知的现在”为背景（这又是一个詹姆斯式的词语）。书中一切都来源于可以获得的材料——电影、照片、小说、录音，所有的被詹姆斯非常鄙视的“小细节”——但其中的点点滴滴，作者都重新思考过了，重新想象过了，重新感受过了。这种风格，和沃特斯以前写的维多利亚式的小说截然不同，是因为作者吸纳了大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的元素；这种风格压抑、内敛，甚至有点生硬（沃特斯把这种效果称为“压抑的”）。准确地说，它是非现代主义的现代派。伊丽莎白•鲍恩和罗莎蒙•莱曼的元素融入其中，还包括帕特里克•哈密尔顿以及登顿•韦尔奇。（注：伊丽莎白•鲍恩，英国著名小说家，以刻画女性人物见长，情节紧凑，节奏多变，将人物迂回曲折的内心世界于细微处描摹得纤毫毕现。罗莎蒙•莱曼，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的小说家，擅长描写两次大战之间的女性内心冲突。帕特里克•哈密尔顿，英国剧作家、小说家，善于采用狄更斯式的语气描写战争期间伦敦的街道文化。登顿•韦尔奇，英国作家、画家，尤其以生动的散文风格和精确的描写见长。）小说语言充满了时代特色，并不局限于上层阶级的语言，作者也致力于普罗大众的语言，比如：“你这混蛋”、“小傻瓜”、“亲爱的”、“喂，听着”。 监狱里一个“可怕的老同性恋”， 每天晚上睡觉时，都用细绳捆住脑袋，固定卷发；一个怀孕的女孩吐出了茶水和夹醋栗果酱的饼干。同一件事，一个人称之为“可怕的女同性恋行当”，另一个人称为“在萨福式的躺椅上咯吱咯吱响”；尤其精彩的是，米奇的驳船命名为“和平女神”。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沃特斯解释道，她开始写《守夜》并不是想写人们在“炸弹之下发生的故事”：对于战争，“我想，我有没有写出一些新的关于战争的东西？”真正吸引她的其实是战后的岁月。但以后她发现，不把人物推向恐惧和过去的荣誉中就无法继续写下去。阅读这本书，并评论它，给人带来模拟人生的惊喜。沃特斯“炸弹之下的故事”读起来一点不像一部时代小说。它读起来非常清新，有紧迫感，既在于它的叙述内容也在于它的叙述方式。这部小说具有不同寻常的美感、真实性以及能引发共鸣的想象力。
另外，会有一个惊喜等待着那些真正读到小说结尾的读者，并会立刻开始重新读一遍。当你第二次阅读1947年的那个部分，似乎不会觉得像第一次阅读时那么阴郁了，不管是因为有一个给人希望的错觉，抑或是因为你注意到了上一次错过的东西。“那些可能性让她晕眩”，某个人物这么想，即使“她永远也不会做这些事”。毋庸置疑，这些表达了英国人民，尤其是英国女性，在战时以及战后那段枯燥、乏味的时期，所经历的最持久的变化。“哦，单单知道她能行，这有多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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