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瑕疵的背后
作者：金长蔚
“原罪”观必然导致生活中宗教意识与人的欲望的强烈冲突。在宗教意识面前，欲望成为罪孽，成为宗教道德中的“第七恶”。而乔琪安娜本身连同胎记更是女性性感的标志，肉欲的象征，罪恶的物象。正如文中所述：“这绯红的小手表明了最崇高最纯粹的凡夫俗子也逃脱不掉的必然朽灭的命运，它使之沦为最低下的，甚至沦为畜牲的同类。”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原罪”情结在现实中的延续，导致了人类面对上帝、面对宗教道德意识的沉重的精神压力。于是，人们努力克服“肉欲”的诱惑，修炼自身，为祖先赎回原始罪恶，以最终获得永恒的来世幸福。
埃尔梅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困惑、背负着精神十字架的人物。小说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埃尔梅将妻子带进实验室进行治疗的当中，有一次他让妻子定眼望着一只装了一点泥土的桶子，“不久她吃惊地看到一枝植物的幼芽从土中向上抽枝发芽了。接着就长出了纤细的茎来；叶片慢慢地展开；中间有一朵完美而好看的花儿。”她不敢去碰它，埃尔梅却坚持叫她将它摘下来，“但是乔琪安娜一碰到这朵花，整棵植物就枯萎了，它的叶片变成乌黑，仿佛被火烤焦似的。” 这其实是一次失败性爱的隐晦描写，是艾尔梅无法从爱情中获取尘世美好之物——“肉欲”的暗示。在“肉欲”面前，宗教意识又成为人类自然“天性”的强大阻力或邪恶力量，它压抑或破坏了人性的自由和谐发展，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的巨大负担。于是，艾尔默一见到这个胎记会有一阵“痉挛似的寒颤”，婚后不久就动了把胎记去掉的念头，以求得内心的平静。
在霍桑所秉持的原罪观中，罪恶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和掩饰的，人皆有罪，皆有“胎记”，只是形状不同，大小不同罢了。亚当在伊甸园的堕落使人类获罪，是有宗教逻辑的。人类本身就是祖先犯罪结的果，因而罪恶就是人本身，人类要拯救自己就像想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必须面对的让人绝望的现实。霍桑把罪恶的标记――胎记按在乔琪安娜长的脸颊上，同时给埃尔梅也按了一块，但在他内心里。文章的结尾当乔琪安娜大口喝下丈夫为自己配制的药水后，药水是起了作用，胎记是越来越模糊了，可是，当这胎记——“把天使般的精神与凡人的躯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尘世凡人间缺陷的唯一标志的最后一抹红晕从她脸颊上消失的时候，那个现在已臻完美无疵的女子向空中吐出了她最后一口气息，随即向天堂飞去”。人皆有瑕疵，皆是“原罪”的产物，要想除去人类身上的原罪，如同试图去掉乔琪安娜脸颊上的胎记，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到来之前，人类需要无休止地“净化”，只有通过“负罪行善”来“赎罪”，来净化自己的心灵，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而任何无视上帝驯规的举动，终会招致毁灭性的结局。
事实上，霍桑的原罪观在他的多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与《胎记》有着相似故事脉络的《拉帕其尼医生的女儿》更是被规划了如出一辙的结局：作为人类象征的乔万尼和碧阿蒂斯无论怎样努力都躲避不了悲剧的诞生，而且他们恰恰是因为彼此身上的罪恶（毒素）而相互吸引的。作者坚守不变的原罪观在此处清晰可见，他把罪恶视作是通往人类同胞之家的必由之路，在霍桑的世界里，罪恶总是与人的天性融为一体。同样，《好小伙古德曼》《教长的黑面纱》中作者对于人性的忧伤和罪恶感也不惜笔墨。
《胎记》中女性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十九世纪上半叶，女性主义“小荷才露尖尖角”，霍桑却已成为立于其上的“蜻蜓”，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女性的角色。在霍桑的世界里，这些女性即便受到惩罚、羞辱甚至杀戮，仍然充满着生命的张力和鲜明的个性。应该说，霍桑对女性的领悟力和观察力，除了一部分来自他深刻的理解力和天才的想象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周围交往的众多女性尤其是妻子索菲亚的影响。试想，如果霍桑也像梭罗那样孑然一身，或者像爱•伦坡那样生活不顺，那么那些复杂的女性人物、那些深刻反映婚姻、家庭等女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主题还能否出自霍桑之手？正因此，霍桑对美的感悟能力要比常人敏锐得多，与霍桑同时代的超验派女性代表玛格丽特•富勒评价霍桑“温柔细腻可解女性之心语”。对女性题材的挖掘使他不同于同时代甚至任何时代的其他男性作家，而他的创作也得名 “心理罗曼司”。
有趣的是，《胎记》中埃尔梅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与霍桑本人有几分相像。1837年前发表在期刊中的全部故事，霍桑无一不是以匿名或笔名刊出，“完美癖”使他羞于承认自己是这些故事的缔造者。更极端的是，霍桑对于自己早年创作的《范肖》不甚满意，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它公之于众。百般恳求下，他的大学密友布里奇也销毁了自己手头的一册《范肖》。《范肖》由此成为时至今日美国文学中最稀少的版本之一，就连当年他的妻子也被蒙在鼓里，断然否定此书出自其丈夫之手。好在四十六岁那年，霍桑倾尽一生感情不断浇灌的“完美”之花——《红字》终于盛情怒放。《红字》中，优美宁静的篇章跃然于纸内纸外；《红字》中，登峰造极的浪漫泼洒在字里行间；《红字》中，弥足珍贵的人性光辉洋溢在行文上下。《红字》使霍桑攀上了他个人艺术生涯的顶峰，之后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与之比肩。
应当承认，“原罪说” 在相当程度上更为深入地探究了人性中残酷真实的一面，迫使霍桑对人性作出了与超验主义学者截然不同的判断。但同时，由于过度沉迷“原罪说”，霍桑未能客观深入地了解社会，只停留在对罪恶的抽象探讨中。他把社会以及人际的种种矛盾甚至各种犯罪现象的根源都归因于幽灵般的“恶”。在其作品中，他认为“内在世界一旦净化，外部世界游荡着的许多罪恶都会自行消灭”。他考察人的内部因素远胜于外部因素（如社会因素等），因此，他时常徘徊在悲剧的深渊中，对生活和人类社会持一种悲观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霍桑是一个自己给自己戴上枷锁的赎罪者。
正如霍桑的后辈、十九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麦尔维尔所曾指出的：“霍桑描写黑暗的巨大力量，是由于受到加尔文教派教义关于与生俱来的堕落与原罪思想的影响，没有一位思想深邃的人能永远完全地摆脱这种思想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生的影响。”的确，我们从这些离奇的故事中看到了加尔文教的影子，对于霍桑这样一位声称要写出“心理的罗曼史”、专以深入“我们共同天性中的深渊”为目标的作家来说，文学想象显然是他对人性的诸多方面进行思考进而触及人类灵魂的最佳方式。瑕疵的背后，阴郁的故事已然落下帷幕，隐秘的罪恶却逐渐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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