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瑕疵的背后
作者：金长蔚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浪漫主义大师，一生经历了美国殖民历史的发展以及社会的不断变更，留下了大量反映殖民地时期人民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佳作。可以说，霍桑是新英格兰地区及其殖民史出色的记录者。出身加尔文教派清教世家，耳濡目染浓厚而狂热的清教氛围，霍桑的创作里不可避免地浸润着显明的宗教痕迹，贯穿着永恒的“原罪”主题，给读者以很多启示，使得人们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胎记》（The Birthmark）就是这样一篇作品。
小说篇幅不长，人物简单，情节更算不上复杂。男主人公埃尔梅是一位“在各门自然科学中都负有盛名的科学家”，他美丽的妻子乔琪安娜自出生起左边脸颊上就带着一块绯红色的酷似小手的胎记。埃尔梅偏信这小小的瑕疵破坏了妻子的完美，他把她带进实验室，让她服下了自己配制的药水，药水起效了，胎记逐渐消失，然而一同带走的，还有乔琪安娜的花样年华。
收录于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中的《胎记》，诞生于霍桑的“古屋”中。古屋之于霍桑，意义非同寻常。正是在那里，霍桑收获了爱情和婚姻，他与索菲亚在古屋的生活，堪称美国婚姻牧歌中的经典。他创作的第一次高峰期，也正好是他们婚姻的头几年（1842－1846年）；正是在那里，霍桑收获了友情，与爱默生、梭罗、阿尔考特比邻而居，来往甚密；也正是在那里，霍桑收获了自己创作的诸多灵感，从而在写作手法和技巧上日趋成熟。短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当时的美国还非常少见，霍桑曾自称他的短篇小说为“偏僻山谷中带有苍白色彩的花朵”。然而，这朵“苍白色彩的花朵”却以其文字优美如诗、风格细腻优雅、取材奇特新颖、主题深刻隽永而使他声名雀起。小说中，他常常提供一个现实与想象的汇合点，创造一种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中间地带，试图探究人类思想和精神最深处的真实情况。所以，他的作品初读往往不能窥其全貌，唯有反复阅读、慢慢咀嚼，才能会其寓意、悟其真谛。《胎记》正是这样一个需要不断揣摩、不断挖掘精髓的故事。
从表面上看，这部富于幻想和浪漫色彩的小说讲述了一位理想主义的科学家追求完美而遭受挫败的故事。显然，作品绝不是这样一桩简单而令人扼腕叹息的仅仅关乎世俗生活的悲剧。如同霍桑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人们可以从这个淡化了社会背景的故事中发掘出更多内涵（传统的解读之一是对科学与理性反叛意识的反思），而将它融入加尔文教的意义体系中，以清教神学秉持的“原罪”观进行文本解读——将最终的落点指向人心的最深处——不失为诠释《胎记》深层隐含意义的另一条佳径。
文中乔琪安娜的胎记无疑是与生俱来的，这块胎记“仿佛深深地与她脸上的组织和肌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人类罪孽”的隐喻，是人类皆有“原罪”的标志。所谓“原罪”，众所周知源出基督教的基本经典《圣经》，《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三章《人违背命令》中讲述了“原罪”的发生。人类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在魔鬼——蛇的引诱下，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偷吃禁果，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有了关于人类起源神话的同时也有了关于罪恶的神话，亚当、夏娃犯下的罪过成为之后世世代代的人与生俱来的“原罪”，人类从此背上了罪恶的枷锁。清教作为16世纪中叶从英国基督教新教分化出来的宗教分支，它在本质上是与基督教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清教主义是基督教里的原教旨主义，也是新教的一个比较极端的重要流派。因此，清教徒信奉严格的宗教和道德原则，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准则，把它的每一个字都看成上帝的话，严格地以《圣经》的教导构建自己的神学体系。毋庸置疑，《圣经》中的“原罪”说也是清教主义坚守的思想阵地。
作为清教徒的后裔，霍桑深受成长经历、社会历史和家世渊源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有着根深蒂固的“原罪”观。大学时期，除了希腊、罗马经典作品外，《圣经》是唯一的文学课，霍桑在此期间受到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基督教哲学教育，对其整个一生宗教观的形成画上了举足轻重的一笔。就社会环境而言，霍桑身处清教思想盛行的年代，塞勒姆浓厚的宗教气氛和激烈的宗教派别斗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形象，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不少活生生的素材。而家庭里耳濡目染的浓厚清教氛围，更对霍桑宗教观的形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霍桑毫不讳言：“他们（清教徒）刚强的禀性与我的性格水乳交融。”移民北美的霍桑家族世代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尤其是第一二代先祖均在殖民地担任过要职，是当地政教合一权利机关中的显赫人物。但这两位先祖曾以清教徒的狂热迫害过异端。霍桑在美的第一代祖先威廉•哈桑（霍桑在大学毕业以后不久就在其姓氏中加入“w”将哈桑（Hathorne）改成了霍桑（Hawthorne）。这个做法后来被福克纳效仿，他把自己的姓由Falkner改成了Faulkner），官至下议院院长和塞勒姆民军少校，因对17世纪新英格兰贵格会成员进行残酷的迫害而臭名远扬；第二代祖先约翰•哈桑是参与审判1692年塞勒姆“驱巫案”的三名法官之一，曾将十九位妇女送上了绞刑架。此案实际上是一次宗教迫害，遇难者中不少是无辜的居民。祖先的种种罪恶行径经常萦绕在霍桑的脑际，给他的心灵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并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霍桑开始潜心攻读新英格兰殖民时代的历史，对清教主义进行不断的反思，在作品中展示了对人性深层次的思考，着力表现了宗教对人思想和生活的影响，对人精神的摧残和对人性、人权的压抑。
就短篇小说《胎记》而言，上述特征尤其彰显：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刻画了一个“毫无保留献身于科学研究，任何别的激情都不能使他放弃”的科学家——埃尔梅。“他把实验室交给助手去照料，洗净了他那张被炉烟熏黑的清秀的脸，擦去了手指上酸类物质的污迹，说服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做他的妻子。”简单的一句话勾勒出埃尔梅狭隘的生活空间——满屋化学试剂的实验室，而他的生活内容就是科学实验、科学研究。霍桑在此隐约暗示读者艾尔梅是一个缺乏生活经验、缺乏情感经验的人。在艾尔梅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科学家的他，或者说作为科学知识化身的他是冷酷的、残忍的。这样的角色和清教徒的形象几无二致：勤奋、自制、吃苦耐劳、注重理智、排斥情感、推崇理想、禁绝欲望……而她的妻子却是一个近似完美的人物，连埃尔梅也承认“大自然几乎完美无缺地把你造了出来”。然而，唯一令丈夫遗憾的就是她左边脸颊中心的一个奇异的印记。
人物的符号化是霍桑文学创作中的惯用手法。这种手法看似有图解之嫌，但往往能指明作品的创作意图。本文中胎记便是女主人公的符号和形象，也是小说的情节坐标和意图焦点。现实生活里，没有一个爱美、追求美的女性会对自己脸上长有胎记而庆幸。而在小说中，不同的人对胎记的有着不同的看法：乔琪安娜从不认为这个胎记影响了她的美，她说“人家常常说它妩媚好看，我也真以为是这样的了”；埃尔梅却觉得这个胎记长在她的脸上是“尘世并非完美的明显标志”；而埃尔梅的实验室助手阿明那旦勃曾低声自言自语：“如果她是我的妻子，我绝对舍不得那个胎记。”文中也提到了许多不顾一切的多情郎君甘冒生命危险来取得在这神秘的手印上一亲芳泽的特权。可是“有些爱挑剔的人——她们毫无例外都属于女性——断定说这只血手（她们喜欢这样来称呼它）使乔琪安娜的美貌破坏殆尽，并且简直使她的面容令人望而生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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