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继承宽厚宏丽的民族文化传统
作者：柯文辉
一
书籍装帧是一门外来的艺术，形成中国自己的风格，那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功劳最大的先驱应是鲁迅。他收藏了大量的汉画像拓片，内容丰富，设计了五十几本书。鲁迅的脑中有了学术，无心去搞设计，偶然搞出来也很自然地代表了中国文化，很像样。而后来搞设计失败的一些人，是因为脑子里没有东西。想靠画画画不了，想靠设计来表现自己。在拿出来的东西不足以打动人的时候，又急于求成，哗众取宠，要抄近道，学习日本。公正地讲，日本的若干学术著作设计得不算小气，一张白皮儿，几个黑字，摆得很是地方。鲁迅设计的《文学丛刊》，包括《故事新编》等约四十几册，小32开，黑白两色，无画，靠铅字摆得位置准确，不可以挪动，形成了一种风格。这种风格被20世纪30年代的读书人所接受。
设计不完全是靠美术来完成的，但离开美术也不能成功。因此，要体现中国学术立足五千年的一种深厚博大的大民族精神，要体现上升时期，特别是汉唐时代那种开阔、宏伟的气象，简单地搬用老古董形不成特色，毕竟社会正走向现代化。因此，要适当地吸收西方的现代精神，而不是拿现代精神试探着在民族传统中去找依据。
“传统”是个很复杂的词，指时间长河冲不掉的东西。“装帧”还没有形成深厚传统。传统的东西并不都好，但好的东西一定要有传统精神。鲁迅曾经讲过：有个人身上长了一个瘤子，可能是此人特点，但这个特点往往是不该强调的。民族的美德是像春秋时期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朴素茂盛的气质，像道家提倡的“神与物化，心与天游”、“天人合一”，使人成为大自然中一个能动的细胞，思考着人在宇宙、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尊重自然规律为同胞造福，不喊叫“人定胜天”，如鲁迅所倡导的那种张扬个性。这种审美观念，我们目前的文学、艺术，特别是装帧艺术比较缺少。
所谓“金石气”指的是青铜器和秦汉石刻所反映出的那种古代文化气息。难道现在所有的书都应该有“金石气”吗?这样要求有些片面，不如因书制宜。以书法为例，只有研究过汉魏六朝碑帖的人，又写过很长时间的篆隶，再作行书、草书，自然就有一种“金石气”，可以当做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养料。从屈原、陶渊明一直到鲁迅的精神，以不同方式体现在书衣上，像一方方小型的书画的碑。搞设计的人要尽量吸收东方遗产，现代气息仍需民族文明为底蕴。写不好碑的人，难把行草书写好。“五四”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们，都是文言文喂出来的，也懂西学，文章里面就渗透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明末小品的变化，民间语言的应用，形成了散文的一个高潮。后来的人读白话文，写白话文，他可以写得像王蒙那样聪明，但是想出现像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那一代人的底气，暂时还不可能。章太炎之前的中国白话抒情短文是不成功的。虽然在清朝末年也有许多对西方文化消化不良的人，用许多洋典故写诗，比如谭嗣同、叶荭渔的诗，《凡尔塞宫词》之类，没有为东方传统所驾驭，有些夹生，难懂难记，受众有限。我国现代散文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讲，会对我们的装帧有所启示。我们要像“五四”时期的志士们那样，要做第一代人，要做源头，决不做下游的“游”或末流的“流”。尤其是不能跟在日本、港台的后面，去重复完全商品化而缺少文化内涵的设计，更不能把日本摆在小店里或门口，放进筐里卖的那些流行书，包括卡通读物等文化层次很低的东西弄进来。卡通对暴力和色情的宣传，正毒害着年轻一代。对于外来文化中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我们应该有所警惕，积极创造本民族的好作品去抵消它，去占领市场。
由于“五四”之后“西化”现象渐入中国，美术院校学生毕业之后，包括搞工艺美术的人，都强调以西方素描为基础的写实精神。对于中国传统的写意之美，缺少理解和深层的热爱。我斗胆讲一句，常书鸿老先生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爱护着敦煌的每一个石窟、每一张壁画、每一个作品。但是，他老人家自己的绘画里面，怎么也找不出一点儿敦煌精神乃至乳汁的残痕。因为他本人是个留学生，用西方的结构、透视关系来看待敦煌的壁画，所以他无法吸收敦煌遗产的精华。我希望这样的悲剧在下一代不要再重复了。东方不可避免的吸收西方优秀的文化，但主体必须是强大的中国文化。“五四”以后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做得很完美的，我认为有两个半人：首先是鲁迅先生，他对西方散文诗的改造没有经过幼稚的模仿阶段，《野草》一步到位成了稀世经典。它的形式绝对是外来的，受《圣经》、屠格涅夫、波德莱尔、裴多斐、安德烈夫、泰戈尔的影响，但内容绝对是百分之百的国货，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是革命时代一个形象的记录。在鲁迅先生的著作中，我个人认为艺术性最高的恰好就是《野草》。虽然它比不上《阿Q正传》具有世界性的典型意义，但它和其他小说相比却毫不逊色，比杂文更少受到时空的制约。第二位是黄宾虹先生，深厚的国画功底使他在对着风景作稿的时候，光的感觉、湖光山色的流动感等这些西方印象派的道理，都被他用笔墨、用水吸收到自己的绘画里，让你看不到一点儿西方的痕迹。这是成功地让中国的要素吃掉西方现代笔法，加以良好的结合和发挥的成果。任伯年之后，将人物画创造出蕴涵崭新的面貌和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是关良先生。就民族灵魂的闪现而言，无人可与之并肩，连我崇敬的林风眠老人也退避三舍。关良先生把握了西方技术，是很精致的风景画大师。但是，由于他的格局小于鲁迅和黄先生太多，只能算半个。关老的用笔已经不是传统的一波三折，现代精神已走进了他的绘画。以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以及对民族心理形象的体现来讲，都没有得到欣赏群体很好地理解。当年郭沫若在上海办刊物的时候，请关老做过设计，画过插图，别的刊物也请关老做过封面，但都不是关先生最主要的作品。
二
我们说做设计应该像汉代、唐代人一样，用强健的肠胃把西方所有的好东西吃进去以后都变成国货。失去了民族特质的文化，不可能走向世界。代表十几亿人口、五千年文化的中华民族，它的书刊应该往那儿一放就是大器，弘朴深美，回味无穷，不是小巧玲珑，也不是日本那样的岛国气息，更不能是失去内涵的货物包装。前两年，书籍装帧对各种形式盒子的吸收和尝试是好的，但为什么不能流传呢?是因为它只有商品味儿而没有文化味儿。书是特殊商品，文化的载体。对书刊的设计，希望能运用中国的传统绘画、传统雕塑、汉画像砖、青铜器、各种玉器雕刻的装饰，还有民间的窗花、剪纸、皮影、玩具、拴马石、泥哨、陶瓷等素材。我们用这些作为我们的粮食，吃下去以后经过消化变成书籍装帧新的艺术品，而不是简单的重复。重复古典美术就如同重复日本书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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