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徐铸成与《大公报》
作者：李 伟
(一)
徐铸成的新闻之才，最先是由胡政之这位伯乐的慧眼所识拔。当年(192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徐铸成，因家境清寒，进北京国闻通讯社兼抄写员。国闻社其时兼为《大公报》北京记者站。徐铸成有鉴于国闻社所发新闻缺少新闻味儿，而且当时北京已不是政治中心(国民政府设于南京)，便向社长胡政之建议，应改变新闻采访重点，凭借北京是文化古城的优势，关注各种文化活动。一个抄写员的斗胆建议，竞为胡政之接受。旋即派他去河北定县采访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活动，初试即告成功。一篇《定县平教会参观记》分两天刊于《大公报》。胡政之还亲自执笔配了社论。其时20岁的徐铸成由此被聘为国闻社记者兼《大公报》记者。这是他从事报业的发轫。
两年后(1929年)，张季鸾再给徐铸成施展才华的机会。这时蒋(介石)阎(锡山)勾结联合反冯(玉祥)。阎将冯软禁于太原，处于尘封状态，外界鲜知冯的行踪。徐铸成受张季鸾之派，独闯太原。以独特智慧居然见到冯，并在山西严密封锁新闻的情况下，发出轰动一时的通讯《晋祠访冯记》。徐铸成说：“我跑政治新闻第一炮打响了。”
翌年(1930年)，徐铸成再到太原。其时内战消息甚嚣尘上，他奉命去看个究竟。从独特的孔道意外获知，阎已释冯。冯已秘密离晋赴潼关，指挥西北军反蒋。而此时蒋还做着联冯反阎的梦。这是有关大局绝对机密的消息，虽不能发表也该让编辑部知道。他再用独特智慧，用隐语发出电报。张季鸾心领神会，发了“冯玉祥不见客”的“录此存照”的消息。数日后内幕完全揭开，报界惊叹《大公报》的神通广大。这一得意之作，一直深藏在徐铸成的记忆中，近半个世纪后还能回忆出它的细节，一字不漏地记得所发电报。[1]此举也就此奠定徐铸成在《大公报》的地位。
1932年，徐铸成被派到汉口，任特派记者兼《大公报》驻汉口办事处主任。汉口4年，徐铸成不负众望，在人地生疏的环境下，完成使命(打开发行局面完成报道任务)，而且还有两件自以为得意的、50年后还残留在记忆里的采访工作。那是1933年东北全境沦陷后，蒋介石把张学良当“替罪羊”迫他下野出洋的经过，徐铸成首先报道成为独家新闻。[2]
1936年1月，《大公报》进一步委徐铸成以重任。从汉口调上海参加筹备该报上海版。本立足于北方的《大公报》到上海与根底已深的南方报纸(如《申报》、《新闻报》)争一日之短长，这难度可想而知。徐铸成负责编二、三版要闻。有很长一段时间，要闻版由他决定截稿，最后一张大样由他签发。他还要兼写《国闻周报》的“一周大事述评”和“一周大事记”。他夙夜匪懈，勤勤恳恳工作。当时《大公报》当局以上海为经营重心，胡、张两巨头迁到—上海(吴鼎昌已辞社长职，到南京做官)，留王芸生在天津任编辑主任。原一直由张、胡写的社论，开始在津版由王芸生写些时间性较强的社论，其余重要社论仍由张、胡执笔，以电报发天津。1937年起，张、胡也开始让徐铸成试写社论，经修改刊出，并以每篇稿酬20元作奖励——当时白米4元一石，给他以物质鼓励。[3]
就在徐铸成被胡、张两首脑日益倚重之际，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了，3个月后上海沦陷。《大公报》虽在租界内，无奈租界当局竟屈从日方要求，通知各华文报纸接受日本军方的新闻检查。《大公报》不愿接受，乃自动停刊。随之而来在《大公报》尚有津、汉两馆，沪馆也颇有盈余的情况下，把已在《大公报》工作10年以上的徐铸成遣散，弃之如敝屣，全不考虑这是有用之才。
事情来得意外，徐铸成素无积蓄，一家六口嗷嗷待哺，寥寥遣散费很快用光，幸得友人介绍任重庆《国民公报》驻沪记者，月薪微薄勉强度日。
(二)
尚未山穷水尽，却又柳暗花明。同乡储玉坤找上门来，即将问世的《文汇报》(严宝礼发起创办)请徐铸成写社论，逐日一篇，题目与内容并可自定。英雄无用武之地、有甲胄生虮之感的他，也就接受了。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毕竟10年科班，一旦脱颖即显不凡。徐铸成为《文汇报》客串的几篇社论，影响如此之大也惊动了胡政之。放手用人是胡的可取处，不足处是他并不宽厚。徐铸成说他“对人要求太高太急，稍不如意，即失望、责难甚至弃如敝屣”。[4]
《文汇报》一纸风行，半年后销数过10万，徐铸成三字也不胫而走。可痛惜的是敌伪以重金收买《文汇报》的洋经理克明，克明将《文汇报》出卖。徐铸成与编辑部同人20余人宁为玉碎，全体退出该报，《文汇报》光荣停刊。《文汇报》首次从创刊到停刊仅1年余(1938年2月～1939年5月)，正如人们所说“像是一颗彗星掠过黑暗的天空。”
这边《文汇报》刚停刊，胡政之的信就从香港到上海。希望徐铸成速回《大公报》，任港版编辑部主任。徐铸成接手后，胡政之完全放手让他挑大梁。不仅他自己写的社论、短评写好即可付排，而且别人写的社论稿也统由他修改、润色，各版的大小样也归他审阅。[5]倚托之重，由此可见。当然徐铸成也不借此自重，而更加勤勉。从1939年7月到1941年12月，徐铸成主持港版达两年半，后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大公报》停刊。港版《大公报》停刊后，日本人提出条件可让该报复刊，为徐铸成所拒绝，接着返回内地，自广州到桂林。
有经营远见的胡政之，早在1941年初创刊《大公报》桂林版，以作港版停刊后的退步。徐铸成初到桂林仅负责言论，后编辑主任蒋荫恩另就。1942年2月，经《大公报》理监会讨论通过，任命王芸生为重庆版总编辑，徐铸成为桂林版总编辑。
桂林时期也可说是徐铸成在《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事业达到顶峰。得胡政之的同意，言论方针力主自由民主，政治上与渝版保持距离，一般不转载渝版社论，保持独立思考，社论除徐铸成自己写外，还请社外著名文化人如千家驹、张锡昌等人执笔。渝版女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桂版照发。徐的社论与子冈的通讯，成为桂版的两大特色。有人称誉“他的社论真是赛过几师雄兵，他的副刊成为真正人民的园地”。[6]当时桂版日销达6万余份，等于桂林各报发行之总和。
无奈《大公报》桂林版的大限又到了。1944年日军侵入湘桂，9月，桂林陷落前忍痛停刊。桂版职工分路撤往重庆。之后重庆馆办了个《大公晚报》安插他们。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