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科学出版——中国出版业面临的新课题

作者：姜　华




　　近期，《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了上海市编辑学会会长贺圣遂先生的署名文章《关于科学出版观的初步思考》。文章提出了科学出版观的理念，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科学出版观的内涵和坚持科学出版观的重要意义。从现实考察，近二十年来中国出版业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新闻媒介日益多元化，公众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图书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正在悄悄地发生变迁。为了“适应”这个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环境，出版社纷纷“快速”应对。“快”使出版社在某种程度上舍弃了优秀的传统、丢弃了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快”也导致了短期效应的“遍地开花”，品种数量飞升、库存高涨、退货惊人；“快”在为出版单位带来短期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出版业彷徨踌躇、面临困境。读了贺先生的文章，我深切感觉到，科学出版是中国出版业面临的新课题，这一课题解决得好坏，对于中国出版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一、中国出版业的现状要求我们树立科学出版观
　　
　　2001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组织大家庭的一员；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与之相应，出版业的转制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在外国同行“大兵压境”、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国内的出版界似乎不约而同地把规模扩张当成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以2000年的图书品种（143 376）和新出品种（84 235）为基数，2001年以来四年间，图书品种持续增长（表1），每年图书出版品种同比增长分别为7.78％、10.61％、11.39％、9.4％，尽管2004年的增幅稍有回落，但总体而言，品种增速仍然过快。
　　
　　然而，图书品种的增加不但没有带来销售量、销售金额以及利润的相应增长，相反却使图书库存的比例年年高升（表2）。
　　
　　2001—2004年，销售册数与往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41％、1.47％、－3.29％、－1.32％；销售金额与往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8.39％、6.47％、6.14％、5.28％；库存与往年相比分别增长9.13％、15.43％、18.86％、11.90％。以2002年为例，本年度图书品种比上年增长10.61％，销售册数仅增加1.47％，销售金额增长量为6.47％，图书库存增长量为15.43％，无论是销售册数还是销售金额都远远低于图书品种的增长比例。更为严重的是，本年度图书利润与往年相比下降了11.13％（如果考虑定价、价格指数上升等因素，实际的图书利润还要低）。图书品种的增长更多地是为库存“作了贡献”，而销售金额小幅增长的原因中，图书定价的提高不容忽视。
　　通过对2000—2004年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五年来中国出版业完全陷入了粗放式规模扩张的怪圈中，图书出版品种越多，销售金额、销售册数、利润等指标反而下降或增长很少。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出版应当成为中国出版业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
　　二、继承传统和与时俱进是科学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承传统对于出版工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出版是关乎文化建设与文明传承的神圣工作”，因此对于历史上的有价值的知识和经验不应该数典忘祖、一概抛弃[1]。出版工作又是一种经验密集型的事业，可以这样认为，丰富的经验是出版工作获得成功的基础和保障。但是，社会又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仅仅有经验还不足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出版工作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有益的经验），同时又要把握社会变迁的规律，不断进取，不断创新，在继承传统和与时俱进中谋求发展。在论及企业发展战略时，哈佛大学教授莱维特曾提出“创造性模仿”的策略，这个看似矛盾的策略（创造强调独创，而模仿则不是独创），事实上为企业的迅速发展指明了方向。模仿主要是学习经验，学习前人或别人事业成功的做法，而创造性模仿则强调在学习的基础上就某些方面提出自己的创见，结果往往能够创造出比前人更加辉煌的业绩，取得比前人更大的成功。
　　继承传统的过程就是学习经验的过程，继承优秀出版传统、学习有益经验是出版事业成功的前提。20世纪40年代，上海生活书店有一份宣传推广图书的小册子——《读书与出版》，抗日战争胜利后，老出版家陈原先生回到上海，把这份小册子改版成一份“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性的综合性杂志”。20世纪70年代末，《读书》杂志正式创刊，出版宗旨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其内容定位完全继承了《读书与出版》[2]。后来这个“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围绕着“书”发表了诸如《读书无禁区》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章，在读书界和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可以说，《读书》的成功与继承优秀传统密切相关。杂志如此，图书亦然。在历史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出版和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出版社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
　　与时俱进，在出版工作中主要表现为创新，通过创新与时代共发展。著名管理学家彼得·F.德鲁克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特定工具。他们利用创新改变现实，作为开创其他不同企业或服务项目的机遇。……企业家需要有目的地搜寻创新的来源和变化，并且发现由于变化而出现的成功创新机会的征兆。” [3]选题策划是图书出版工作的核心环节之一，一个出版社、一个编辑只有熟悉知识界的现状，并且有目的地寻找创新机会，才能够发掘出一流的图书选题。
　　
　　三、经济是基础，文化是本位，科学出版不能偏离文化中心
　　
　　文化与经济，孰重孰轻，孰先孰后，这实际上涉及一家出版社的生存途径和赚了钱后用钱来做什么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产业的观念深入人心，追求经营规模和利润最大化成为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孜孜以求的目标，与此同时，出版产业的文化本位属性却被大大削弱。有些出版社为了迅速扩大规模，获取更多的利润，出版了很多“流行”作品，这些东西只是起到休闲的作用，对于优秀文化的传承意义不大；还有些出版社舍弃本来应该承担的文化积累的功能，出版很多低俗读物，钱是赚了不少，但是除了赚钱和给读者带来暂时的消遣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作为承担文化传承使命的出版机构，必须担负起应有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一个社会必须重视主体出版和主体阅读，人类的出版史揭示，出版的最本质的含义首先是重视保存和开拓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最具根本性的文化精粹以及最有创新前瞻性的先进文化，主体出版承担的正是这样的职责与任务。……同时主体出版又呼唤和引导着主体阅读，承担主体出版任务的出版社把优秀的图书提供给读者，读者在严肃的阅读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道德素质、精神情操和文化素养，这种主体出版引导下的主体阅读对于一个社会的文明建设和民族创造力的提升有重要意义”。[1]因此，文化本位是出版业赖以生存的根本，是统领出版工作的最核心理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