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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人品和创办中华书局动机考辨
作者：汪家熔
陆费逵以出版家著名，但他更是一位教育家，是一位爱国者，认识他的时代要从1906年开始。他的理念是，只有用出版手段推动教育，用教育提高民众素质，我国才能与列强搏斗。他早期有三句话可以概括他毕生贡献社会的认识和服务宗旨：“国家之成立，必有一种人为其中坚。我国昔时之中坚在士，昔圣先贤所立之言，皆为士而言……他日国家社会，将以中等学生为之中坚，可断言也。”[3]151“教育得道，则其国昌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3]46又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4]后两句话精辟地凸现了出版的社会责任和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也是他从事出版的原委。
陆费逵1908年进商务印书馆，陆续担任过多项重要职务，其中包括创刊、主持《教育杂志》。他重视对教育方针的研究。1909年1月，他发表《缩短在学年限》。癸卯学制规定，初小5年，高小4年，中学5年，高等（大学预科）学校3年，分科大学3年或4年。这样，从小学到大学，在校时间长达20年或21年。当时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不长，一个人在校20年，与能服务社会的年份相比，劳动预备期就太长了。陆费逵主张缩短在校年限，“七岁入学，二十一二岁可卒业于大学”。主张初小高小各3年。他说：“初等小学三年，未有不疑其过浅者，是又不然。盖与其年限长而不能普及，不若年限短而普及。与其中途辍业，紧要之知识未完，不如短期卒业，所获虽浅，而为人必须之知识，尚可粗具也。”“况所谓三年者，言此三年之教育，以为国民均当受之，不能少于此也。非三年之外不准再入学校，禁其深造也。”他实际提出了义务教育。他指出，他日国力稍长，自可延长。此后不久，四月，清廷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添设初小4年和3年的简易科。此举实际采纳了陆费逵的建议。
陆费逵1909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的《缩短在学年限》、《减少授课时间》、《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有关教育的几个建议，到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完全被教育总长蔡元培所接受。教育部在民元元月十九日发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就是按照上述四篇文章和他在1912年元月1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上的《敬告民国教育总长》和《民国普通学制议》为根据起草的。我国相当长时间一直使用了民元元月十九日发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规定的教育基本框架。陆费逵关心教育和对国家的贡献不可不说很大。这些，特别对教育制度的贡献，是没有被现有的出版史发掘的。
前面说到，他认为教育在当时极端重要，教育需要书籍帮助，书籍熏陶人的思想，所以出版和教科书要掌握在国人手里。正是这一理念，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读本全书》被中日合资的商务印书馆挤落，陆费逵到文明书局后，力谋重振。他说道：“与俞[复]、丁[宝书]诸君编初小国文读本、修身、算术等，仅出三四册，颇觉一新耳目……然文明书局资本仅十万元，不能发展，书亦未出齐。”[3]353
陆费逵后来因文明书局资金实力难以战胜商务印书馆而离开。最后在辛亥革命期间，他接受原来在文明书局时的同事和朋友陈寅的推动，抓住机遇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注释：
[1] 郑逸梅.书报话旧.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37-38.
[2] 陈寅.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中华教育界，1913（7）.
[3] 陆费逵.陆费逵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4] 陆费逵.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俞晓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440.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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