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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画报的兴盛及其原因
作者：能向群
当然也有存在时间比较长的画报，但大多为综合性画报，如《良友》（19年）、《中华》（11年）、《时代》（8年），也有专门性画报，如《科学画报》（33年）、《儿童画报》（18年）、《中国摄影学会画报》（6年）、《妇人画报》（4年）、《少年画报》(4年)、《青年知识画报》（4年），以及社会性画报，如《图画时报》（17年）、《摄影画报》（12年）。
可以看出，盲目跟风、质量低劣、一味迎合时尚的画报是难以长期存在的。而有着广泛读者（如综合性画报）或专门性读者（如科学画报、儿童画报）的画报才会更容易生存。
二、上海画报兴盛的原因
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都市发展的一个高峰，印刷技术的进步，摄影技术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都给画报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契机，从而使画报的发展走向一个高潮。
1．印刷技术的进步
从19世纪初起，西学东渐，先进的西方印刷技术也传入中国，石印、金属活字印刷、照相制版、三色版、珂罗版等先进方法逐渐取代了我们传统的雕版印刷方法。最先输入的是凸版印刷术，其次是平版印刷术，最迟者为凹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当时有“雕刻铜版”和“影写版”两种方式，而尤以影写版为佳。西洋印刷术成本低，效率高，样式繁，传入之后，大行其道。现代印刷技术使传统木刻版画逐渐被图片印刷代替。1902年，铜锌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开始出现上海印制的彩色石印图片，此后彩色图片不再送往欧洲印制。1868年，德国摄影师阿尔贝特在慕尼黑发明了“珂罗版”印刷技术，复制精确，效果逼真。1875年，“珂罗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印刷业已经相当繁盛。
印刷行业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促使中国书刊的装帧艺术出现了新的面貌，使文字、图片的印制质量得到很大提高，画报正是在印刷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出现并繁荣起来的。
2．摄影技术的发展
摄影术于1839年发明，在19世纪40年代传入我国。摄影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为奇技淫巧，受到画界大多数人的抵制。民国成立后，艺术界、教育界的一些名家、学者逐渐改变了对摄影的看法。张大千在《静山集锦张序》中公开承认摄影即绘画，绘画即摄影，因为两者都是为了表现“胸中之丘壑”，“道虽殊而理同”。蔡元培为摄影艺术“正名”：“摄影术本为科学上致用的工具，而取景传神，参与美术家意匠者，乃与图画相等。欧洲此风渐盛，我国亦有可记者。”[7] 刘半农不仅本人亲自尝试摄影，还在著名的《半农谈影》一书中批驳了好友钱玄同“凡爱好摄影者必是低能儿”这种在当时学术界很有代表性的论调，反驳了“照相总比不上图画”的观点。由于名家的大力提倡，加上摄影器械、摄影工艺自身的不断进步，摄影术逐步取得了社会各个层面的认同。
五四时期，报纸上的新闻照片较多，人们对新闻照片的兴趣和认识都提高了，摄影开始成为报纸工作的一部分，并开始作为一门知识成为新闻教育的一项内容。到20年代中期，铜版印刷和小型相机都逐渐推广，摄影作品逐渐具备了最真实、最迅速、最通俗的形象传递工具的品格，被报刊广泛采用。到30年代，上海的摄影社团、刊物、画报、书籍纷纷涌现，其数量之多为全国之冠，郎静山等人的个人影展作品曾送往国际沙龙展出。
正是摄影术的引入和发展，使画报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得到极大拓展，奠定了画报繁荣发展的基础。
3．图像的力量
与文字相比，图像在诸多方面都具有更容易满足人们需求的优势，它更方便、快捷、生动、直观，还具有直接的审美作用，这都是印刷文字难以具备的。1920 年6 月，报界前辈戈公振先生在《上海时报·图画周刊》发刊词中指出：“世界愈进步，事愈繁颐，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必藉图画以明之。”“图画为新闻之最真实者，不待思考研究，能直接印入脑筋，而引起爱美之感。”良友公司在出版大型画册《中国大观》时曾提出：“……宣扬之道，文字之功固大，图画之效尤伟。盖文字艰深，难以索解；图画显明，易于认识故也。” 从当时出版人的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们深谙图像在传播中的优势。
另一方面，新闻照片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现场感，能够形象生动地揭发事件的真相。如“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画报》的创办人毕倚虹“罗致了许多使人惊心触目的照片”，“居然轰动一时”。[8]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战画报蓬勃一时，出现十多种，正是因为图像在宣传报道上具有真实可信、震撼人心的力量，抗战画报通过登载图片新闻，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蛮暴行进行了报道和揭露，也宣传了我抗日将士英勇作战的事迹，极大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战斗勇气。
4．上海电影的繁荣
从晚清到民国，电影放映在上海已然成形，电影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而有趣的消费方式。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上海电影进入一个繁荣阶段。上海报纸广告版面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20年代起，上海报纸娱乐广告版逐渐从以往以戏剧和游艺广告为主，改变为以电影广告为新宠。电影造就了人们视觉的“贪婪”，电影工业的繁荣带来了“图像”的繁荣，“图像”开始成为一种消费内容。
电影的发达，刺激了社会对“图像”的需求，电影与出版互动联合，催发了大批电影画报的诞生，1921—1949年，先后出版过的电影杂志共计206份。[9]同时，电影剧照和电影明星也成了其他类型画报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是有的画报的主要内容。
5．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兴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发展的三个主要特点是：商业化、多元化、大众化。受商业环境熏陶的上海人，对于含蓄高雅的传统文化形式的兴趣逐渐减低，而喜欢闲暇生活的娱乐文化。鲁迅《申报·自由谈·零食》里说，“上海的居民原就有吃零食”的习惯。娱乐性画报无疑有着“消闲的零食”的性质。
但上海这一时期的画报，又不完全属于通俗文化之列。上海在30年代，兴起“大众文化”运动，“左联”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与实践，邹韬奋提出了“促进大众文化”的口号。这一时期，整个上海文化界掀起了大众化的浪潮，提倡利用一切文艺手段教育人民、启发民智，做现代国民。而《良友》、《大众》等画报正顺应了这种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