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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得鲁迅先生晚年信任的出版家吴朗西
作者：姚福申
吴朗西先生1904年诞生于四川的小康之家。22岁时考入东京上智大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舍弃了唾手可得的文凭和优渥的官费生待遇，与好友伍禅一起离开日本，准备共赴国难。
回国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他大失所望，他只得靠翻译些外国文学作品谋生。原打算与相恋六年的女友柳静结婚，1932年“一·二八”事变粉碎了他们的美梦。吴朗西的居所和从日本带回的书籍、资料、译稿一夜间全被战火焚毁，柳静任教的学校也被炮火夷为废墟。他们不得不暂时分手，各谋生计。吴朗西一度与伍禅、陆圣泉、吴克刚等同学一起去福建泉州平民中学任教，在那里，他与巴金结为好友，后来这些人便成了创办和经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骨干力量。
1934年初，吴朗西接到柳静电报，要他回上海她哥哥所在公司三一印刷公司创办的《美术生活》画报作编辑。柳静的哥哥柳溥庆是资深共产党人，曾与茅盾在同一支部，后又与周恩来、邓小平一起赴法勤工俭学。柳溥庆在法国学的是照相制版工艺，此时正担任公司的照相制版部部长，吴朗西则主要负责画报文字工作。在编辑《美术生活》的同时，他又与青年画家一起编辑出版了《漫画生活》杂志。在《漫画生活》创刊号上的“开场白”中，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办刊思想：
战乱、失业、灾荒、饥饿的大悲剧占据了这个动乱年代的大舞台，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大众生活实在太悲惨了。然而在舞台的另一角却有少数在这火山口上跳舞享乐的人们。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在这样的时代中产生了。它只是一只摄取时代舞台上悲喜剧的镜头；陈列在读者面前的作品，也就是上演过的悲喜剧一幕一幕的写真。表演的情节：矛盾也罢，愉快也罢，悲苦也罢，我们只知道忠实地摄取，敬待读者去玩味，去证实，去认清，去批评。这便是我们这个小小刊物的小小希望。
吴朗西直面现实生活的编辑思想得到了进步作家的认同，《漫画生活》有一半的篇幅刊登杂文和讽刺小品。经茅盾介绍，吴朗西结识了鲁迅。鲁迅为《漫画生活》写了《说面子》、《阿金》等文章。除鲁迅、茅盾外，巴金、老舍、胡愈之、王统照、张天翼、欧阳山、黎烈文、丽尼、靳以等进步作家都曾为该杂志写过稿。《漫画生活》也因此受到国民党检查机关的刁难。鲁迅向日本友人增田涉介绍说：“《漫画生活》则是大受压迫的杂志。上海除了色情漫画外，还有这种东西，作为样本呈阅。”
1934年是出版界的“杂志年”。当时，经济萧条，社会消费水平下降，造成文化事业不景气，书籍销路很差，出版商不得不全力发行杂志，争取资金及时回笼。吴朗西在这种情况下筹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最初的想法只是为了帮助朋友们出版自己的书稿。生物学家伍禅想编一本供中学生用的动植物图谱，需要筹钱去日本买些新出版的参考资料；散文家丽尼翻译了法国作家纪德的《田园交响乐》，已在《大众小说》上连载，想出单行本，苦于没有经费。吴朗西的新婚妻子柳静愿意拿出自己多年积蓄的300元，帮助他们出版。四人商量后决定借鉴美国“万人丛书”和日本“岩波文库”的综合性丛书形式，以“文化生活丛刊”的名义出版。
吴朗西是一位有经验的出版家，他感到《田园交响乐》虽是一部好书，但当时的读者很少有人知道纪德，对一般人未必有吸引力。然而第一炮必须打响，他还得找一本更具吸引力的书。他想到，伍禅从日本买回来的一本美国评论家史蒂尔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很吸引人，当时希特勒已经上台，大家都在担心可能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他便和柳静一起请之江大学高中部同学许天虹（白石）将英文原著翻译出来，许天虹一口答应，很快译好，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田园交响乐》便作为“文化生活丛刊”的第一批书于1935年五六月间问世了。
接着，吴朗西向时在日本的巴金约得两部书稿，一部是巴金翻译的柏克曼《狱中记》，另一部是巴金撰写的《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话》。他又通过黄源向鲁迅约稿，鲁迅将高尔基写的《俄罗斯童话》译好后交给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自己翻译了德国亨利·遮勒的《柏林生活素描》，与上述几本书一起作为“文化生活丛刊”第二批书出版。第二批书出版时，在《申报》上为“文化生活丛刊”作了半年的套色广告，在广告词中宣称：“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的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享受它的利益。”（见1935年9月21日《申报》）从这一宣言可以看出，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出版阵地，不计报酬、不计名利地为中国民众的文化进步作出贡献，正是吴朗西及其朋友们的共同理想。
巴金当时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办事认真，有编辑工作经验，与吴朗西关系密切，所以吴朗西邀请他加入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巴金欣然同意，很快回国。吴朗西对巴金的工作十分尊重，从不以总经理兼编辑的身份加以干涉。正如巴金的弟弟李济生所说：“那时的一个小小出版社哪会跟现今一样订什么选题计划，更不用上报、讨论，一切全在他（巴金）脑子里，他是总编辑，他说了算。”（《出版史料》1984年第3辑《我所知道的文生社》）巴金自己也有一段当年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回忆：
1935年5月，我在东京开始试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当时颇想在半年内完成这件小小的工作。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只译了十首就搁笔了，现在回想起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办应该是一个原因。但这并非说我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办人。不是。我回国时文化生活社第三本书已经在排印中了。我是受文林兄（吴朗西又名吴文林——作者注）那种乐观的态度的感动，才决心参加他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说：“吃力不讨好”，并非菲薄这种工作，只是因为在我们这样的人来做它，的确是“吃力不讨好”的。在别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一经“参加”之后（虽说我只是一个赞助人），我的脚就给绊住了。我自己的许多工作也就被耽搁下来。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的试译也应是其中之一吧。我想离开文化生活社，可是文林兄总是这样说：“等它有了牢固的基础后，我和你一块儿离开。”（1945年3月出版的《散文诗》“译后记”）
吴朗西与巴金以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些主要参加者伍禅、陆圣泉（陆蠡）、朱洗、毕修勺、吴克刚、郑枢俊等，他们之间还有一层更深的文化内涵，那就是这些人都信奉无政府主义，他们把近乎空想的绝对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想视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愿意为它无偿地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把主持正义、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看作是一种社会责任并身体力行。当他们找到编辑出版事业这一条传承人类文明、弘扬进步文化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时，便不计私利、不讲报酬、忘我地投入工作。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一般商业性出版社不同，主要不是为了营利，吴朗西和巴金不向出版社支取薪金，所有股东从不分红，纯粹为文化事业作贡献。该社以宽阔的视野和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待人类的文明，尊重知识，更尊重进步的文化人。例如，对鲁迅先生，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同人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吴朗西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每拿到先生的一部稿件，每出版了先生的一部书，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啊！”正是这样一种进步的文化理念，使文化生活出版社在短短几年内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了出版界的后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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