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让更多的编辑人才涌现和成长
作者：桂晓风
一、把编辑人才学的研究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编辑人才是出版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尤其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劳动者，是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出版业是内容产业，出版物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价值主要是由其内容质量决定的。不管工作环境和科技条件如何变化，出版物的生命都在于它的内容质量，而编辑是出版物内容质量的把关人，因此，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人才是出版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开展编辑学和出版学研究，首先当然要进行编辑人才学研究。
（二）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使编辑人才学研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在这方面，有三个新因素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一个国家来说，处于温饱前阶段，还是基本小康阶段、全面小康阶段，文化的意义是大有区别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其中一大发现是人们必须首先吃、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文化、宗教等活动。美国著名学者马斯洛关于人的自我实现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最底层是个人生存的基本需求，其次是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最高层是自我实现需求，当低层次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时，高层次需求就不会充分展开。这些都说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具有不同的地位。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连续两个阶段28年的奋斗，现在，中国老百姓终于可以摆脱把“吃了没有？”当作问候语的旧传统，向更高目标迈进了。与解决温饱阶段和解决基本小康阶段相比较，全面建设小康阶段最令人注目的变化是“一降一升”，即恩格尔系数显著降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大幅度上升，而且日益呈现多样化和多层次的趋势。同时，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重大转变，经济的发展将更多依靠知识、依靠文化。包括出版工作在内的文化工作除了继续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促进科技进步间接产生经济效益之外，自身相当一部分将成为重要产业，直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这给文化建设既带来光荣而繁重的任务，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第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把文化建设的功能提到了新的高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有机统一的，又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更重、时间更长，对文化建设的要求也更高。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从经济上讲，是黄金发展期，从政治方面讲，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风险高发期，这种矛盾和风险，主要来自伴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不协调。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花更大力气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其中，文化建设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第三，在新的一轮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当今世界，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思想文化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范围迅速扩大，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程度前所未有。在这种大背景下，“文化安全”和“软实力”两个词语被人们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文化建设不仅关系自身，而且关乎国家的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文化正在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有材料显示，美国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80%的份额，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事实上，美国正凭借其强势文化作为载体，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其价值观，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为推行其政策、主张服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维护文化安全，是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极为重大的课题。一个国家只有不仅成为经济强国，而且同时成为文化大国，才能成为世界强国。我国在汉唐盛世时，经济和文化是同时居于世界高峰的。而当前，我国在包括出版物在内的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中还处于严重“入超”地位，为此需要从人才培养抓起，急起直追。
在新世纪，我们还要看到文化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作用。连接海峡两岸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地理，而是文化，是血浓于水的精神纽带。如果没有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博大精深、博采众长、源远流长的共同文化的认同，很难想象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几千万炎黄子孙对祖国能有今天这样强大的向心力，海峡两岸的局势也必定会比现在复杂得多。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的文明传承没有中断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历经五千年沧桑而始终保持疆域的基本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大国。这两个“唯一”不是偶然的，是中国文化的深厚力量和本质特征使然。在新时代，中华文化的这种特性应该更加发扬光大。
以上三个因素，使新世纪新阶段的文化建设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地位和作用。与此相关联，编辑人才学的研究也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是需要载体的，出版物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而且，不光是出版物，其他许多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戏曲）在面世之前，也都要先由编辑进行选择、策划、加工、推介。因此，中国的编辑肩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编辑的水平如何，不仅是出版一个行业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民族素质和国家大局。
（三）编辑人才学研究工作的现状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10月在昆明召开的新闻出版行业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以来，编辑人才工作有了重大进展，经历了质的提升（2004年10月酒泉会议对此做了全面总结）。但是，如果以高标准来衡量，应该说，我国编辑人才工作还存在着“两个不够相称”和“四个不能充分适应”的问题。“两个不够相称”，一是与出版行业的性质还不够相称。出版业是一个需要人才而且能够批量产生人才的行业。在近现代，我国出版业曾经产生了张元济、邹韬奋、茅盾、巴金等大批杰出人才。但目前，出版业孕育和产生人才的优势远没有充分发挥，业内标志性的领军人物缺乏，大师级的人物还没有出现，学者型的出版家还没有批量产生。与其他行业相比，出版业还缺少达到中科院、工程院院士，社科院学部委员这样水平的代表性人物。二是与当今时代还不够相称。时代发展到今天，我国已经能够在高寒缺氧、生态脆弱、永久冻土的地带，造出长达1 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在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造出总长522公里的流动沙漠公路，这都是世界上超一流的业绩。相比较之下，出版物和编辑人才的水平还没有登上这样的高度。“四个不能充分适应”，一是不能充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二是不能充分适应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三是不能充分适应科技发展，四是不能充分适应出版业自身改革。与这一状况相联系，与编辑学研究领域的其他板块相比较，编辑人才学的研究还处于相对薄弱的境地。我国编辑学研究传统上分为三大板块——编辑理论、编辑实务、编辑史。鉴于编辑人才的特殊重要性，可以考虑将编辑人才学单列，作为重大课题加以攻关。能否推动中国编辑人才工作，应该成为检验中国编辑学会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