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回眸《小说月报》的创刊
作者：徐柏容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烂”十年之久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批准复社。当时，我是以原社长林呐为首的“复社三人筹备小组”成员之一，一面从各处将已星散的人员召回，一面还要积极准备开展编辑工作。这后一项工作，由于原先就是我负责的，所以要由我提出总体编辑构思。其中，除了设想如何重振百花文艺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前就享誉书界、被读者昵称作“小开本散文丛书”的品牌之外，一个新的设想就是还可不可以出版我们未曾出版过的杂志？
产生这一想法，从我来说，既有源远流长的远因，也有现实需要的近因。
从远因看，我至少从读初中起就爱读杂志，知道30年代一些大书店都出版有名牌杂志，而且大多数的杂志是由书店出版的。出版社不仅可以并应该出书，也可以并应该出版杂志。从近因看，是考虑到经过“文化大革命”，读者有急迫的阅读需要，办杂志既可以迅速及时满足读者如饥似渴的需要，又可为出版社出书广泛联系、发现、团结作者，积累作品，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何况，投入杂志的资金周转快，易为刚恢复的出版社积累资金。
编辑出版杂志的想法，一开始就有具体目标，是办个散文杂志。这与我一贯主张要独辟蹊径、办个以出版散文为特色的出版社的思想是一致的。散文杂志曾在30年代兴盛一时，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却从未有过，社会需要十分明显。从实际工作需要来看，停办了十年的出版社，也十分需要一份散文杂志来为它拓展以散文出版为特色的经营道路。这一想法在得到林呐同志、复社筹备小组支持后，我和其他同志曾分头赴各地拜访、联系作家，他们也对这想法深表赞同，甚至有的还不待征询其意见就提出类似建议。这使我更坚定了社会需要散文杂志的信心。
办散文杂志的设想交全社讨论时，有些同志顾虑这样的杂志读者面不广，发行量可能不大，会赔钱，我社刚复办，资金短少，怕杂志会拖垮出版社。据我分析，创刊伊始，赔钱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最多半年后，期发行当可至5万册以上，就能有盈余。但风险并不是一定不可能出现。这次会因此议而未决。会后一方面请出版部门再对发行渠道作些调查了解，另一方面我也对办刊方案再作反复考虑。
创办《小说月报》的设想，就诞生于这反复考虑之中。突破办散文杂志顾虑的困境，是产生《小说月报》创意的火花，而这一创意的源泉，却更为深远得多。当《小说月报》取得读者广泛认同后，不少同行曾经问到怎么会有此“灵感”。其实，它是头脑中积累起来的众多信息通过综合思考出现的创意。
年轻时，我不但耽读胡愈之主编的《月报》、孙寒冰主编的《文摘》和美国的《读者文摘》一类文摘杂志，也诵读过萧统编的《文选》、《古文观止》以及作家自选集等，对文摘杂志和文选书有深刻印象。就像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瓦特是把中国东汉就创造了的水排和宋代发明的自动阀门风箱二者组合起来，从而发明了蒸汽机，我也是运用组合思维，将早已有之的文摘杂志和文选书组合而创造了以前未曾有过的文选性杂志《小说月报》。1980年1月《小说月报》创刊后，多种多样的文选性杂志相继出现，至今当以数十种计，大多受到读者的欢迎，发行量较大。这说明文选性杂志这一品种是有生命力的，是适合社会、读者需要的。
文摘性杂志和文选书的组合思维，构成《小说月报》和文选性杂志创意的基础。但为什么是办《小说月报》而不是办综合性的文学选刊或别的选刊，是因为《小说月报》是在组合思维基础上综合了更多别的信息的创意。这些信息中，有关于小说的地位和作用的，关于读者需要的，关于出版市场的，特别是有关于编辑工作方面的信息。小说与议论、叙述等文体不同，是由众多细节描写与整体叙述结合的完整体，一经删节和摘写，往往失去文学原有风味，所以不宜删改而只宜择佳选刊。择佳选刊就可使读者以有限的时间、花有限的钱，遍读原汁原味的最新小说精华。没有这些信息及其综合，《小说月报》这种文选性杂志品种的创意也是产生不了的。
我向三人筹备小组提出这个想法，林呐同志立即一口赞成。我说那散文杂志怎么办？他兴奋地回答说：“两个都办！”这一想法经复社三人筹备小组交付全社讨论也毫无异议地通过了。因为《小说月报》不但会有后来所说的“社会效益”，也无人怀疑它的如后来所说的经济效益，因而对《散文》的经济顾虑也打消了。
二
办这样两个刊物的创意确定下来之后，便要进入如何办的总体编辑构思阶段了。关于《散文》月刊，我在《中国编辑》2004年第2期有文章说过。这里只说《小说月报》。
首先是如何定刊名。
在讨论如何办刊的会上，大家对刊名说法很多，不外《小说选刊》、《小说选萃》、《小说精品》之类，似乎太一般化也太赤露而欠含蓄。我本来就想用《小说月报》做刊名，以为“小说”二字已明白道出刊物性质，而“月报”二字又比“选萃”之类更含蓄而寓有每月小说佳作汇报的意思在内，合起来是半露半藏并切合其内容性质。另外，二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曾用过此名，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有容易被读者认同的好处。不过，也正由于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留下的影响相当大，重新将这刊名用于选刊，虽赋予了不同的新意，却也不无顾虑，因而先未提出，想听听别人是不是有更好的刊名构思。在议论纷纷而又缺乏令人满意之名的情况下，我才将想法连同我的顾虑一并提请大家考虑。大多数同志认为这刊名比“选萃”之类好，表示赞成。对袭用文学研究会所办《小说月报》刊名问题，有人建议先征求一下该会的同意来解决。但旧《小说月报》早于1932年停刊，文学研究会也早不存在了，去征求谁的同意呢？谁又能代表早已不存在的团体和刊物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呢？恐怕对文学研究会的老人或者尚健在的旧《小说月报》的主持者来说，都是一道难题。虽然茅盾和叶圣陶都曾是当年旧《小说月报》主编，也是我们社的老作者，但也不便去找他们征询对此事的意见，让他们为难。考虑到茅公既当过文化部长，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我国卓有成就的小说家，题写《小说月报》刊名的人选，应非茅公莫属，借此还可代替向他汇报我们拟用《小说月报》刊名出选刊的构思，请茅公题署刊名并借此破解难题，可谓一举两得。结果茅公欣然执笔，很快就写来了。
其次，是办刊宗旨、选编原则问题。
对于如何编辑《小说月报》，我拟过一个总体编辑构思，但成文的材料现在找不到了。只能根据回忆择要谈谈。
当初构思的目标是要办成一份能反映当代小说创作（主要是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成就的雅俗共赏的杂志。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除能供读者阅读欣赏外，还要把《小说月报》编成当代短中篇小说创作成就的活的历史册页，使这份杂志能积累当代短中篇小说创作具有代表性的完整史料、素材。
这是一个立志不可谓不恢弘而难度相当大的目标。何况还要办成雅俗共赏呢！
要反映当代短中篇小说创作成就，就应该体现当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入选作品的原则除了从思想性、艺术性方面衡量外，还要从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等因素来考虑。这就可能与雅俗共赏的要求未必全然相符。
这个矛盾既反映在《小说月报》编选原则上，也反映在实际编选工作中。
从编选原则说，较集中的一点是，要不要把作品的“可读性”作为编选原则之一？有人主张应提，认为这既是做到“雅俗共赏”所需要的，也是适应市场情况所需要的。但最后我还是决定不提。最根本的理由是当“反映当代短中篇小说创作成就”与“雅俗共赏”矛盾而熊掌与鱼二者不可兼得时，还是应该优先取前者而舍后者。即使流失部分读者、牺牲部分市场份额，也要维护办刊主旨。何况，小说这种体裁的东西，比起理论作品来，先天就更有“可读性”，不强调“可读性”也还会比理论文章更有“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