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得书记愧

作者:弥松颐




  后来润民先生又召我过府,及至,将一巨函,即现在案头上的这部已经印成书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说送给我,而我确确实实地不敢要。润民先生说我喜欢,一定要送。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这部定价2 000元、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精品图书,即入庋藏。润民先生真个是情真意笃,见我对俞平伯先生1964年8月19日致周信中谈到的一方“家藏玉印”感兴趣,随即到内屋取出此方玉印,用朱泥印在一块小方宣纸上,并以当年平伯老人手写“小玉章释文”复印件同赐。此玉章背刻文曰:“玉印平方六分四计字一百四十二梁星堂刀刻并记。”
  第四本,即是我要写这篇文章的由头,起始原因,现在却把它列在了最后。近见《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3月30日陈旭先生《孙楷第的著述》大文,提到了孙著《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此书1953年曾在别社出版,1957年更名《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沈尹默先生绝佳题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我与孙楷第老先生结识,始于1981年重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由于我对小说戏曲的爱好,而先生写于1930年的《关于〈儿女英雄传〉》更是我治此书的指路名篇,而更加崇敬先生。初谒先生,亦可称为一言订交,先生在给我的第一封信里说:“《楚辞》云:‘乐莫乐兮新为知。’与先生得为文字之交,何乐如之……”待我的《〈儿女英雄传〉语汇简释》抽印本送呈先生清览,先生即以“为之击节,何意元(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奖掖,并告以“钱玄同师嗜之成癖”,“与我说话时时常背诵此书中的语言”云云。从1982年至1984年,几年的通信,先生谓之“闲嗑牙”,而我看到的尽是挥霍词文书史,若数家珍。此处不是评介孙先生书信的所在,无须赘言。
  说起这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因当时我正在一个小头头的任上,所以有点“小权”,决定重印此书。此书七万多字,98页,找来纸型,略作挖改即可。孙先生即以改订本付我,并作答复,信不长:
  所提各节,答复如下:
  (1)书名可仍用“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
  (2)98页附记改用新的,见别纸。
  (3)以系再版,不便多改,简单地改了几处。22页所添李宣古条,如嫌多,可不用。
  (4) 《读变文》(《沧州集》)、《〈古今奇观〉序》(《沧州集》本)、《“三言二拍”源流考》(《沧州后集》本),如愿增入新印本,可以增印。这几篇,日本学者曾提过,问何以不把这几篇放在《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中去。《〈今古奇观〉序》我有复制的最后定本,如需要可以借给你用。
  黄克学长在孙先生《小说旁证》的跋文《触类旁通读旁证》一文中说:“(孙先生)于垂暮之年,还对重新抄录过的原稿通读一遍,并且做了若干处的修订补充,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先生为此书(《小说旁证》)是倾尽毕生心血的。之所以迟迟没有出手,自然无所谓待价而沽,恰恰在字斟句酌、精雕细刻般地修修补补之间,每在版本上有所发现、字义上有所诠释、史料上有所征实,均一一纳入,数十年不辍,这又是多么可钦可敬的精益求精的水磨工夫啊。”《小说旁证》如是,《元曲家考略》本(先生赠我的)如是,《李笠翁与十二楼》本(先生赠我的)如是,今之《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本,亦如是。即使如此,先生还考虑到出版社挖改纸型之困难,“如嫌多,可不用”。为重印此书,先生还以颤抖之笔,写了新的附记,并在书末注明“改用新的附记一条,见别纸”。这“附记”是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涂满了三纸。附记完成于1985年6月11日,给我的信写于6月14日。正应了那句老话:“世事茫茫难自料。”7月18日,我接到出版科有关同志通知:“我把全部‘作家’纸型一个个看了两次,均无此型,证明是废了。特此告知,请另想别的办法吧。”直到1986年6月23日,孙先生逝世,“别的办法”也没想出来(其实是没想)。这本薄薄的著作,搁在我的手边,伴随着孙先生的若干书信,静静地躺了20年。
  书写至此,长出了一口气,算告一段落。提到的这几本书,从外人看来(相对于作者、家属而言),我是第一个读者,全经我手。诗书遗世,可谓厚矣;辛勤付托,可谓诚矣。然而则在我应当完全能够做成的事,却没有做成,而后来却由别人做成,对自己,能说不悔,对作者、读者,能说不惭么!这几年,我没有写过这么沉重的文章,也考虑到读者的耐读程度,别太影响了读者的情绪,就此搁笔。这么大的长文,没有任何埋怨的意思,只想说明一个常见的现象——出书有多不易!
  
  (作者单位: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责任编辑:鲍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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