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得书记愧
作者：弥松颐
敝人在一家出版社进进出出三十又五年，其间，也出了几本依稀记得的小书，自我感觉良好，就像叶至善老人说的“无愧”编辑。可是，面对着书案上摆列的长短大小厚薄不同的四本书，无论如何我却“无愧”不起来。
第一本，是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我认识刘叶秋（桐良）先生，是经北京中医医院朋友介绍，一见如故，甚为投缘，即认是吾师，始在1979年。此后即书信往返，接次晤谈，共赴学术研讨会。刘师供职商务印书馆，所谈出版业务尚多，书信当中，亦多是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偶叙“闲白儿”，知先生曾在崇内盔甲厂汇文一小读书，而家母也是该校肄业。刘师便在信中详细叙述自己从1928年入高小六年级及升入初中的履历，又来信回忆1929—1930年间的校长尚文锦先生，等等。这期间，我正校注《儿女英雄传》，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向刘师请教。比如“冰冷的中书”，缘何冠以“冰冷”二字？刘师信答：“内阁中书，无权无势，薪俸微薄，属于冷官，故以冰冷称之。”又如“回乾的老树”，答曰：“回乾，指已经干枯的树木，有回生复苏之意。”刘师伤病右肩，右手不能运笔，均以“左笔”答之。刘师并安慰我：“弟右肩伤处已愈合，右手功能亦逐渐恢复。两月来作左书，觉亦甚便，故今仍左右两用，祈释注。”以后我还和先生“逗闷子”，用左手写反字给先生复信。先生夸奖说：“本日奉到十八日复笺，左笔似为反书，此更难能，非我所及也。”我校注的《儿女英雄传》出版，先生即赠诗幅，题曰：“儿女英雄一世奇，文康老去寓心期。风流莫道知音寡，喜见松颐为析疑。”我即悬之壁间，日日相对。
刘先生自己出了什么书，都送我一本。我收到的第一本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类书简说》，时在“庚申三月”（1980）。后来，刘先生拿来自己的另一部稿子，说是概述中国历代笔记的，让我看一看。我接过来，连夜翻看，大为惊叹，全稿字数不过十万，却记述了历代笔记七百多种，条分缕析，评点品骘，更尤其精彩者，在于每章节后边的注释，绝非寻章摘句、类书流窜者可比拟。钱默存先生曾对我说，文章观其注释，便知作者家底。（此时我想到了另一本书，潘光旦注释的《性心理学》，洋洋洒洒，则又成一门大学问也。）于是兴冲冲地禀呈有权决定者，然事不果谐。我怵怵忐忐地向刘先生说明了这层意思（真是不好意思）。刘先生当然不会说什么，“只请您看看，提提意见而已”。不久，中华书局出版了这部《历代笔记概述》。刘先生即送我一册，署款“庚申嘉平刘叶秋”，蝇头小楷，工工整整。此书二十余年来常置案头，不时翻阅。后来，刘先生出版了《中国字典史略》，又题署送我一册。1988年6月刘先生去世，这年7月出版的《编辑的语文修养》，师母汪元澄先生也题款赠我一册。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举办的文史干部学习班上，我曾以如何做好编辑工作为题开讲座，就把这本书当作非常重要的参考书。
1988年3月20日，即刘先生去世前三个月，忘记了因为什么事，先生给我一信，宽慰我说：“闻情绪不佳，甚为惦念，尚祈宽怀自解，不可太认真……”此后没有多久，在王府大街北口，离中华、商务不远的东边便道上，很巧，碰见了刘先生，我自南来，先生北往，仍然是背头黑发，步履匆匆，互道寒暄。讵料3月20日信竟是最后一信，而便道上“惊鸿一瞥”，即成永诀。
第二本，是浦江清先生的《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提起浦江清先生，就不能不说到吕叔湘先生和王季思先生。我之趋奉吕、王二位大师，王先生在先，因为和王季思先生，又有一层作者和编者的关系，认识得自然要早一些。拜谒吕先生，是因着语言所孟琮、詹开第二位学长介绍。我们三个人，当时要编撰什么《老舍语言辞典》（至今也未编成），孟、詹二位便领我到了永安里吕先生家。除去学术指点以外，吕先生还建议出版社能够印行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浦江清文录》（有当时我侍立在吕先生旁边，看先生翻检《浦江清文录》的照片为证），说还可以补充一些书中没有收录的浦先生的诗、词、曲、赋，吕先生自愿承揽其编，并谓自己和王季思先生将作序、跋。此一过程，在《人民政协报》刘仰东君所撰《他们是一面镜子》一文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述。增补本的《浦江清文录》出版后，浦江清先生夫人张企罗先生和吕先生都非常满意。不久，吕先生又和我说，浦先生哲嗣浦汉昕、浦汉明君，有十几本浦先生的日记，选摘一部分印出来，是很有意义的。我看到选编出来的日记，果真欣悦可喜，是不可多得的时代文化、政治、经济、人文史料，用王季思先生的话说，“他的声音笑貌不时从脑海里浮现，字里行间还荡漾着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这30年间的时代风云，并从一个侧面看到当时中上层知识分子在这时代风云中的反应”。与同编辑《浦江清文录》一样，吕、王二位先生对于老友遗著的出版，倾注了无尽心力。浦先生日记中有的字句经常写成英文，为便阅读，吕先生一一译成中文。王季思先生写了十分动情的从20世纪初直到1957年浦先生病逝间的交往过程。此日记稿经我向有权决定者禀告，又事不果谐。我真不甘心此一著作断送在自己手里。于是，我稍动脑筋，即送往那时还同在一个楼里的三联书店的沈昌文先生。沈公不愧高人，毫不犹豫，当即定下，一月以后，《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出书。张企罗先生送了我一册题作“惠存”的亲笔签名本，沈昌文先生也送了我一册，亲笔签名“致意”字样。至今，浦先生的这部书仍是三联的著名品牌。后来在90年代出版了由吕叔湘先生题名的《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浦汉明先生不忘故旧，仍然题赠我一本“留念”。
第三本，是线装书函，内藏两册精致影印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能和俞平伯先生说上话儿，幸赖吾师华粹深先生托庇，说来话长，不赘述。因为重印俞先生校订的《浮生六记》，和后来编辑《华粹深剧作选》，我和俞先生书信交谈内容便更多了一些。先生曾以《题沈三白印章及画》诗作三张见赠，我即与同俞先生制沈氏《年表》，一同列于我社出版的“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浮生六记》之上，作为附录。我在华师处见到了《重圆花烛歌》，心向往之，俞先生即手订（装订）一册赐赠。至于家宅中的微些细事，俞先生亦以长者之份予以关注，如1980年10月来信：“尊夫人遇车祸能脱险，洵吉人天佑也，计逐渐康复矣为祝。”此不良之讯我从未敢告知老人，不知何由得之。又11月信再次关念“尊阃谅已痊愈”等等。后俞老神归道山，我又和哲嗣俞润民先生联系上了。
一日，俞润民先生命我过府，于是我又来到了建外永安里俞宅。润民先生擎出三夹板已经装裱好的信册，打开一看，是1921年至1932年周作人先生、俞平伯先生相识之后，十余年间周致俞的信札，计193通。不看信札，光只信笺，就很精美，多是名家作品，信中许多印章，亦十分难得。润民先生说，周丰一先生处，也有父亲的信札160通。这个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发展兴旺时期，信中所谈内容，极具研究价值，计看所涉之人，即有蔡元培、钱玄同、胡适之、刘半农、孙伏园、朱自清、沈尹默、叶圣陶、马叙伦、沈兼士、顾颉刚……周、俞之信，不独是珍贵史料，亦是珍贵文物。润民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我即表示极具出版意义。但是兹事体大，耗赀甚钜，在我而言，区区小编，不敢做主，待回去请示。甫一回社，向执事汇报，然又事不果谐，而作罢。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