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七年磨砺 成就佳品
作者：何如珍
一、深思熟虑后确定选题
江西美术出版社成立于1989年，至今只有短短17个春秋，却花了七年多的时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编辑出版《全集》。这是社领导和编辑人员反复研究后做出的慎重的选择。
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耷，是我国明末清初杰出的书画艺术大师。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明亡后，为避杀身之祸，他隐姓埋名，出家为僧，同时刻苦钻研历代名师的花鸟山水画和书法艺术，并自创一格，将愤世嫉俗之情诉诸绘画和书法之中。他以“写意”、“简笔”、“通变”等技法创作的绘画作品，以真、草、隶、篆等各种字体书写的大幅屏风、横幅、对联等成了珠玑珍品，数百年后依然令人折服。他扑朔迷离的身世、隐晦幽涩的诗文题跋以及夸张怪诞的山水花鸟形象，成了难以破解之谜，吸引了众多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八大山人的傲骨、画风、书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如“扬州八怪”、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李苦禅等名扬四海的书画大家，其流风余韵直接影响着三百余年来的中国书画艺坛，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还将一外星环形山脉中的一座山峰以八大山人命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八大山人生平和书画成就的研究逐渐形成美术史研究和出版的热点，国内出版社陆续选辑印行了多种八大山人书画册，这为编辑出版《全集》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这些作品在辑入作品的数量、真伪辨别以及印刷质量等方面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随着八大山人资料发掘与整理步伐的加快，八大山人的艺术思想与艺术实践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书画艺术界也盼望收入作品更全、印刷更为精美，并且能够充分反映八大山人最新研究成果的作品集问世。
由江西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这部全集，其明显的优势在于，既有地理上的便利，又有研究和出版八大山人作品的经验。八大山人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经历大部分是在江西，许多有关八大山人的历史地理资料考证都能在江西找到直接的依据。江西美术出版社在此前已有过出版八大山人书画及研究论文集的基础，并在全国有着较好的影响。1985年《八大山人画集》在江西人民出版社美术出版部（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前身）出版，并一版再版。1986、1988年该部又出版了由八大山人纪念馆编辑的两辑《八大山人研究》，选编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学者专家的论文新作，反映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江西美术出版社有信心、有能力克服重重困难，出好这部《全集》。
二、确立“三全一高”的编辑方针
《全集》于20世纪90年代初立项，虽然《全集》的出版不如教材、教辅和其他类图书那样更能获得经济效益回报，但立足于《全集》本身的文化含金量以及它在我国艺术出版史上的意义，我们把它当作一项瑰丽的文化艺术工程来做。
从组建编委时，我们就吸纳国内最有影响的美术史家和八大山人书画研究专家组的成员，以保证《全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我们约请了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美术史论家王朝闻先生为主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论家薛永年先生，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陈醉先生，以及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花鸟画家陈慧荪先生为副主编，约请了权威书画鉴定专家、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专事书画鉴定的钟银兰先生、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单国霖先生、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王凯旋先生为编委，约请了谢稚柳、杨仁恺、徐邦达、启功、汪世清、饶宗颐等文史书画大家为顾问。这些编委、顾问对保证八大山人书画作品鉴定的权威性，八大山人研究论文选取的严格性，八大山人历史资料考证的严谨性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4年6月，江西美术出版社在庐山召开了第一次大型编委会会议，对《全集》的编辑方案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会议确立了“三全一高”的编辑方针，即以全面系统地占有海内外八大山人的存世作品、全面系统地占有海内外对八大山人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占有八大山人的其他研究资料为基础，以表现20世纪对八大山人作品研究、整理、编辑、出版的最高水平。主编王朝闻先生反复强调，要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所占有的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倡议将《全集》的编辑出版行为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以保证《全集》出版的高质量。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全集》在作品的征集、寻觅、鉴别、遴选，论文的分类分编，以及编排、装帧、印制等方面始终朝着“三全一高”的编辑目标进行，形成了《全集》“全”、“精”、“新”的三大特色。
三、“全、精、新”的编辑工作及成书特色
1．全
《全集》收集了散布于国内外的963幅八大山人书画作品，是目前最完备的八大山人书画作品集。
七年多来，编辑们为寻觅八大山人作品，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足迹遍布全国近三十个省市，走访了包括台湾省在内的众多博物馆、美术馆、寺院和文物商店，也请教了研究明清书画的许多专家，包括鉴定家和私人收藏家。起初国内某些大型博物馆因八大山人作品珍稀而不愿意拿出自己的全部馆藏，编辑们便努力争取国家行政机关的大力支持，费尽心血拿到了国家文物局下发给全国文博系统的红头文件。该文件要求各单位给予江西美术出版社大力协助，并允许编辑拍摄全部馆藏的八大山人作品，对我们帮助很大。尽管如此，在收集拍摄过程中，我们仍遇到一些困难。有一次，当《全集》责编得知湖北省某县博物馆藏有一件八大山人书法条幅时，便冒着暴雨,在泥泞的山路上驱车数百里赶了去。责编赶到后，受到了老馆长的盛情款待,可不知什么原因，新任领导却坚决不让拍。后通过湖北美术出版社社长协助联系湖北省文化厅厅长，几经周折,直到晚上才获准拍摄。
《全集》的编辑出版还得到了国外友好机构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如日本泉屋博古馆、新加坡收藏家陈文希等免费为《全集》有关资料提供了反转片。海外著名美术史家蔡星仪先生热情帮助收集、整理散落在海外的八大山人作品。
2．精
在《全集》的编纂中，鉴定工作显得尤其重要。流传于海内外的八大山人的赝品很多，鉴定难度大，因而作品的真伪鉴定就成为确保《全集》质量的关键所在。1999年9月，南方组编辑人员陪同薛永年、单国强先生就非国家文物局编目的八大山人作品专程咨询了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杨仁恺。编委会采取了一票否决制，即只要两位先生中有一位对作品提出异议，该作品就不得选用，以确保《全集》的质量。10月，在井冈山召开的八大山人书画鉴定会议上，编委们就《全集》某些作品的真伪问题广泛交流了意见和看法。有些疑伪作品，我们带上反转片到博物馆做进一步的鉴定。在作品的遴选中，八大山人鉴定专家钟银兰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大家一起从收集到的一千三百余件作品中甄别出了两百多件伪作，对每一幅画的真伪、对画中那些因八大山人所处的时代所造成的大量隐晦、艰涩的题跋、题款进行了严格、认真的鉴别、“翻译”、“破译”和解读。
《全集》的精还体现在对八大山人研究论文的遴选上。编委会相当重视论文的学术水平，约请专家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汪世清、饶宗颐、杨新等担任学术顾问。在“选录内容”、“时间范围”、“选文代表性”、“选文质量与影响”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的选编原则。例如，在体现“选文的代表性”上，我们既注意从研究发展的阶段性（60—70年代，80—90年代）遴选，又注重从多方面的研究角度上择取，以反映研究的进展。最终从过去几十年来发表的两百多篇论文中，精心挑选出角度新颖、论证严密、观点独特、影响较大的三十余篇，同时特约了八大山人研究专家根据新发现的作品和史料撰写了一些高质量的新论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