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我国学术期刊同行评审现状分析

作者：方　卿

　　同行评审，是现代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质量控制机制。目前，国内外一些重要科技期刊基本都采用了这一机制。然而，由于文化背景、出版管理体制等的多样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机制的运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2000年10月，两家国际著名的学术出版编辑学会——学术与专业出版商学会(ALPSP——Association of Learned and Professional Society Publishers )和欧洲科学编辑学会（EASE——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cience Editing）联合对世界二百多种期刊进行题为《ALPSP/ EASE同行评审调查》的调研活动[2]，其目的在于使期刊编辑们对同行评审机制从多样化的尝试中达成共识，以求建立一套可行的指南[3]。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出版业的迅速发展，一些科技期刊的载文质量却有所下滑。在如何提高科技期刊质量和提升我国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的讨论中，同行评审机制开始受到我国科技出版界的广泛关注，相关期刊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我们的文献调查发现，近十年来，相关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超过了200篇。下面，我们结合上述研究成果，针对当前学术期刊出版实践，对我国学术期刊出版中同行评审的现状作一个简要分析。
　　
　　一、我国出版界对学术期刊同行评审的认识
　　
　　早在1665年，法国《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cavans）为评估稿件发表的可能性而成立了由科学家组成的编委会，一些研究人员将该编委会看作是现代科技期刊同行评审机制的起源，并将1792年创办的《吴医汇讲》看作是我国最早采用同行评审机制的科技期刊。这就是说，期刊的同行评审机制在国外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我国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4]然而，目前我国出版界对同行评审制在提升学术期刊质量中作用的认识却并不完全一致。有些人认为，同行评审在确保学术期刊质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同行评审在提升学术期刊质量中的作用十分有限。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导致了学术出版实践中不同期刊对同行评审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确信同行评审在确保学术期刊质量提升中具有重要意义者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一些学术研究前沿问题只有相关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才能判断其价值和意义，要准确判断学术研究前沿领域一些新兴研究成果的价值并非普通编辑所能胜任。如果没有一流的学者参与期刊稿件的评审，就有可能导致刊物拒绝发表一些科学研究的前沿性学术成果。如，世界著名学术刊物《物理评论》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因编辑人员相关专业知识欠缺而拒绝发表梅曼（T.H.Maiman）的一篇关于激光的重要论文。再如，19世纪法国数学奇才伽罗瓦（E.Galois）20岁时就解决了五次和五次以上方程的求解问题，他还提出了群和域的概念，建立了著名的“伽罗瓦理论”。然而，不幸的是，他的那些被称为“难以理解”的论文，无法在知名数学刊物上发表。[5]如果建立起了有效的同行评审机制，有了各学科一流专家学者的参与，就能够有效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并确保所刊发文章的价值，避免发表观点错误的论文。1936年，《物理评论》正是通过同行评审机制，借助相关学科一流专家学者的参与，才成功阻止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篇错误论文《引力波存在吗？》的发表。由此可见，建立同行评审制度，借助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智慧，对于提升学术期刊的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同行评审制度果真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吗？黄禹锡（Hwang Woo-suk）在《科学》、《自然》等需要经过严格同行评审的顶级学术期刊中仍然可以发表造伪论文，这给学术期刊同行评审制的有效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些专家因此认为，同行评审在确保学术期刊质量中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过高地估计同行评审专家的作用对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孙虎等认为，外审专家是“局外人”，容易受期刊编辑的诱导，从而使外审的结果符合编辑人员的期望。那些将外审的重要性放在期刊质量的决定地位上的观点，表面上是推崇科学，尊重科学家，实际上是推诿自己的责任，是有害的。[6]孙虎等人的观点与美国学者埃塞恩克（Eysenck）的看法有着惊人的相似。埃塞恩克认为，同行评审制极不可靠，“这种不可靠性几乎是绝对的”[7]。正因为如此，一些人还从同行评审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如一些期刊选择专家的关联性偏低、少数专家的责任心不强等试图否定同行评审制存在的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了重新考虑同行评审制的定位问题，认为要发挥同行评审专家的积极作用，必须重新考虑同行专家在学术出版中的角色和定位。例如，贺自爱、贺国庆指出，在科技期刊的编辑过程中应该凸现科技期刊编者的“主体功能”[8]，外审专家只能承担“辅助功能”。审稿人主要不是替编辑做决定，而是向他们提出意见。同样，阎西林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强调指出，“外审”本质上是编辑为及时获得反馈信息而在稿件刊发前对同行专家进行的信息“双向传播”。同行专家在学术信息大众传播中的角色应是作者稿件的“同行读者”，他们的评议是对媒介和作者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信息反馈。这种所谓“同行读者”的角色定位将同行专家从“审”字的高帽下解脱了出来，他们不再有什么多余的特权。[9]
　　尽管这类讨论还在延续，但是，从基调上判断，削弱外审专家对刊物用稿“生杀大权”的倾向似乎占了上风。无论是强调编辑的“主体功能”，还是将外审专家定位为“局外人”或“同行读者”，无疑都是要将同行评审制中外审专家决定稿件的采用权限制在更小的范围内。我们深信，这些讨论并没有彻底否认同行评审制继续存在的意义，而对于这一制度的反思应该有助于同行评审制的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学术期刊同行评审的方式
　　
　　同行评审，根据是否向作者和专家提供对方相关信息，可以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即单盲评审、双盲评审和公开评审。从学术期刊出版实践来看，这三种评审方式各有自己的优缺点。总体上讲，单盲评审似乎更为通用。据对日本109种科技期刊的统计，发现采用单盲制、双盲制和公开制的期刊种数比例为17.4:1.6:1。[10]在我国，“学术期刊采用的多是单盲制”[11]。
　　为充分了解我国科技期刊的评审方式，我们通过访问相关科技期刊的网站，进行了一系列的期刊评审方式调查，下面是两组调查数据。
　　
　　表1的数据表明，同行评审作为学术期刊稿件评审的一种基本机制在我国得到初步确立。被调查的122种学术期刊中，有103种业已建立起了同行评审制，占样本量的84%以上；未采用同行评审的期刊有19种，占样本量的16%。需要说明的是，级别较高的、STM类刊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同行评审制。一些没有建立这一机制的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刊物。众所周知，在我国期刊出版工作中，“三审制”是一种强制性的审稿制度，“三审制”中的“二审”有的就是同行专家的“外审”。正如许文深、陈俊等所指出的“同行专家审稿是‘三审制’中决定稿件能否采用的关键一环”[12]。因此，我们认为，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具有约束力的制度的导向，同行评审制才得以在我国学术期刊出版中得到广泛推行，进而成为我国学术期刊出版中的一种基本审稿制。
　　表2是关于评审方式的调查结果，98种样本期刊中仅有43种期刊采用的评审方式从网站中可以得到确认，其余55种期刊采用的是单盲制还是双盲制评审方式无法确认。在可以确认评审方式的43种期刊中，采用单盲制的有32种，占43种可确认评审方式样本量的74%；采用双盲制的有11种，占43种可确认评审方式样本量的26%。这些数据与我国“学术期刊采用的多是单盲制”的观点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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