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关于编辑职能演变的思考
作者：贺圣遂
二、整合与开拓
从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前是编辑职能演变的第二个阶段。与第一代编辑不同，第二代编辑的职能更多地表现为对文化信息资源的鉴别、整合与开拓。
近代知识分子自身社会功能的演变，使其开始放眼世界，通过有意识地鉴别和选择，出版了大批国外著作，掀起了一股译介潮流，进而推动了近代出版业的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开始“睁眼看世界”，西方异质的优秀文化开始传入中国，整个社会越来越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林则徐、魏源开始，到徐寿、华蘅芳，从康有为、梁启超，到严复、林纾，这些从士大夫阶层分化出来的具有世界眼光的优秀分子，开始关注思考中国以外的知识和思想，有所甄别地翻译、引介了域外的新异思想和优秀科技成果，目的也不再仅是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封建帝国服务，更关心的是民族的保种图存、民智开启，以及教育的普及。为此，他们引进、翻译、出版了大批此类优秀图书。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徐寿、华蘅芳等人翻译的科技文献，意在使中国人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新观念和国家富强所需的科技手段，由此早日摆脱积贫积弱的状况，走向国富民强。正如王建辉指出的那样，这些近代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传统社会的边缘，逐渐走向近代社会的中心，他们拥有的知识不再作为其晋身之阶梯，而日益成为其谋生之手段，其服务社会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追求“修身治国平天下”，走向兴办实业，包括从事出版。他们编辑出版的“译书帮助中国人打破了原有的封闭心态，培养了一种世界眼光，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
融合古代以来知识分子之文化抱负，整合中外古今之优秀文化，立足现实，开拓新的编辑出版领域，以开启民智，改造中国，进而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是中国近现代编辑家孜孜以求的理想。商务印书馆等一批现代出版机构的成立，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编辑事业的先河。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鲁迅、茅盾、邹韬奋、张静庐、郑振铎等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将编辑工作与职业选择联系起来，将其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编辑职业成为实现其理想抱负、施展才华的最佳舞台。中西文化并重，是他们编辑工作最突出的特点：一方面突破了第一代编辑家只重视传统文化的界限，摆脱了以自身治学范围选定编辑范围的陈规，继承了严复等近代先贤“文化强国”的理想，非常关注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对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在推介域外文化的过程中，利用自身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眼光，对中西文化作了精心的筛选，通过鉴别与整合，使国外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力图为社会提供更有价值也更为有用的新文化。编辑队伍的扩大，出版事业的发展，使中国人的视野大大拓展，国民的文化素质获得极大提升，几百年来形成的与世界的距离在编辑出版事业的推动下逐步缩小。如商务印书馆既推出过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也出版过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特别是中学生文库、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既有国学经典，又有西方精粹，内容涵盖文史哲数理化体育等多方面内容，对知识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出版对社会优良文化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任何时代的编辑出版工作都应该承担起引导社会文化发展的使命。以张元济为代表的编辑家们就以自身实践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
重视文学经典的出版、重视发现扶植新人，也可以说是此期编辑职能的特色。巴金、吴朗西等人，以独到的眼光，编辑出版了一大批中外优秀文艺书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共出版10辑160册，涵盖了鲁迅的《故事新编》、曹禺的《雷雨》等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经典之作；黄源、巴金主编的译文丛书收录了鲁迅译的《死魂灵》等世界名著；“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推出了老舍的《骆驼祥子》、沙汀的《淘金记》等现代小说；“现代日本文学丛书”介绍了日本现代作家的重要作品。郑振铎曾经为生活书店主编过一套世界文库丛书，计划将国外的荷马史诗、《罗摩衍那》、古希腊罗马悲喜剧以及中国的《诗经》、唐诗、宋词等中西方的文化经典汇集，呈现给中国读者。这些书籍的陆续出版大大拓宽了编辑领域，繁荣了出版事业，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启迪了新思想的形成与传播，其中许多作品惠及大众、影响广泛。
将编辑工作与文化追求、经营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第二代编辑家与第一代编辑家迥然不同的地方。整个封建社会，因为学在官府，编辑出版活动基本上被统治阶级控制，从事编辑工作的大多是官职在身的知识分子，其编辑工作立足于对封建意识形态的维护与坚守，重教化作用，不以经济回报为目标。宋代朱熹刻书牟利，就受到时人讥讽。民间出版业虽然以牟利为目的，但势力薄弱，影响力有限。清末民初，国家权威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在减弱，社会文化始呈多样化态势，“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和为封建皇权提供服务不再是第二代编辑家的追求。他们博通古今、汇通中西，不再以传统的文化作为编辑活动的主要资源而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文化的创新和变迁，站在多元文化的立场上，创办了多种类型的明显带有资本主义运营性质的民营出版社，以自己的独特眼光努力推进新思潮，为知识阶层提供专业化的服务：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其出版物主要集中于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读者，出版过开明青年丛书、世界文学少年文学丛刊等优秀图书；李小峰的北新书局、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赵南公的泰东图书馆、张静庐的光华书局则主要出版文艺图书，当时文坛的多数作家，如鲁迅、胡适、陈独秀、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均为编辑慧眼识出而获出版……这些富有理想和社会良知的编辑家与才华横溢、同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文知识分子紧密结合在一起，创新了文化，也开创了新的出版格局。
作为安身立命之职业选择，出版活动无疑具有突出的商业色彩，而经营活动又使编辑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方面，通过鉴别和整合出版资源，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使古今中外的文化惠及知识阶层，实现了编辑者自身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卓有成效的编辑工作、成功的商业化运营也带来了较好的经济回报，为编辑出版事业实现良性循环奠定了基础。对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以往人们看重的往往是主持者的文化眼光和出版魄力，实际上，这套书同样展示了出版者的商业才华。此时国门已开，各种思想激荡碰撞，开始觉醒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了解外部世界、学习西方文化的愿望非常强烈。商务印书馆主持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以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高超的商业运作技巧，使这套丛书既领风骚于一时，也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其他如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中华书局的新文化丛书都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同时主持者在编辑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生意经”。
编辑家与出版人的分离在此阶段初见端倪。一些早期获得发展并迅速壮大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在普及知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王云五、陆费逵等一批早期职业出版人，本着“在商言商”的宗旨，在经营事业过程中日渐保守。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教科书等获利项目上，对中西文化撞击所产生的新思想、新文化重视不够，反倒是像泰东、亚东、现代、北新、开明、良友这样的中小型出版机构的编辑家们站在了时代潮头，领时代风骚，出版了许多反映新思想、倡导新文化的经典作品。在政治思想方面，孙中山《孙文学说》完成后拟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商务印书馆以“在商言商”理由拒之门外；影响广泛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1930年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全译本由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推出（此前，译者郭大力曾数次联系商务印书馆，终为主持者所拒）；《共产党宣言》，1920年由又新印刷所推出；《马克思传》由骆驼书店1946年出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哲学讲话》的书名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在学术著作方面，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最早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修订本由北新书局1931年推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由联合书店出版，《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由大东书局影印出版……在文学艺术方面，《鲁迅杂感选集》1933年由青光书局出版，《鲁迅全集》由复社1938年出版；郭沫若的《女神》由泰东书局1921年出版；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由开明书店出版；老舍的《骆驼祥子》1939年由人间书屋出版；曹禺的《雷雨》193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像“商务”、“中华”这样的大社为什么在新的环境下未能对推动学术、文化、思想的新潮做出更大的贡献呢？为什么领时代风骚的是那些中小型出版社呢？究其原因，恐怕最根本的还是文化目的与经济利益的矛盾：引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政治、学术、文艺作品，有的市场前景良好但与当时政治环境不相宜，大的出版机构的主持者为求稳健长存，只好忍痛割爱；有的作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或文学价值，但市场前景并不看好，立足于产业利润回报，精明的他们更不会涉足。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职业出版人，他们逐渐把产业的发展壮大作为最核心的问题，当文化与产业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只能退居从属地位。鲁迅曾以“书坊专为牟利，是不好的，这能使中国没有好书”的断语，影射这个时期大型出版社过于注重产业的经济利益而不顾文化发展的倾向。中小型出版机构的主持者或编辑考虑经济利益少些，重视文化意义的意识强些，凡遇有较高文化价值的出版资源，往往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甚至敢冒被取缔的风险。正是由于此原因，中国现代史上一大批卓有影响的学者、作家大都选择了它们，从而成就了它们在新文化的传播和新思想的散布方面的突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