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关于编辑职能演变的思考
作者：贺圣遂
一、收集与诠释
从先秦时因礼乐崩坏，经典多有荡废，故诸子百家各有收拾抉发，由此诞生最初意义上的文献编辑与整理开始，到鸦片战争前是第一个阶段。其时编辑职能主要表现为对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归纳和诠释，并创建编辑体例。
在1840年以前的漫长历史长河中，社会底层民众大多与文字无缘，文化只是少数人的专利，也被统治者用作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图书的载体，从龟甲到简、帛再到纸，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印制图书的技术，发展也非常缓慢。这些因素阻碍了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导致可以利用的文献和信息远称不上丰富，使用和查询也极不方便。因此，收集和整理文献就成为第一批编辑家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孔子被后世作为“至圣先师”顶礼膜拜，除了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培养了大批出色学生之外，主要是他曾经遍览古时文献，编纂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经失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产生重要影响的大编辑家。但“六经”并非是孔子的著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说过，“六经非孔子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可见，他是在前人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学识和眼光对周朝经典文献作了独具特色的梳理，并使之流传百代、沾溉后世。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突发时期，诸子百家精彩纷呈，其时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涵盖了儒、墨、道、法、兵、名、农、阴阳、纵横等百家学说，是当时体例谨严、系统最为完备的大型图书。由于编辑之司职甚勤，使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学说和思想得以留存。经秦之焚书，文献湮没，汉刘向父子数十年不辍收集校理图书。中国早期典籍赖此得以规范和流传，是为编辑史上辉煌的一章。兹后历代文献图书因战乱等原因或聚或散概为常情，但每个时代不乏优秀的编辑，他们集学者与编者于一身，为了文献之保存流播而呕心沥血。
重视类书、会要和通志等书的汇集和编纂，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文化现象。从唐代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至宋李等编辑的《太平御览》、杨亿等编辑的《册府元龟》，到明代解缙等人的《永乐大典》，再到清代陈梦雷等人的《古今图书集成》和纪晓岚等人的《四库全书》，征引文献无数，篇帙浩繁过千万，但总体上还是以收集整理为主。类书的出现，一方面是经历长期的发展，文化成果日渐丰富，文献积累越来越多，给阅读、学习带来诸多不便，类书的编辑出版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好途径，并从某种程度上为后世百科全书开了先河；另一方面，凡成功的类书大都是在盛世修成，是封建统治者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为王朝树碑立传的象征，同时也意在钳制思想，拢蓄人才。与类书侧重收集整理略有不同，会要是分立门类，记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实。宋代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的《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清代姚彦渠的《春秋会要》、杨晨的《三国会要》、龙文彬的《明会要》，都如此。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成果也不断增加，为便于阅读，编辑工作在方法上也代有创新和发明。东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分别编制了《别录》和《七略》，在图书的编辑体例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更利于读者学习和阅读。而唐代杜佑的《通典》首创先总论、再分论、后议论的体例，保存了历代典章制度及沿革情况，为后世重视和沿用。继后宋代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参考了这一编排体例并有新的发明。总体而言，类书、会要和通志的编纂者都着眼于文献的选择和知识提炼，这些编辑家依赖自己的深厚学养，对古代典籍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做了大量的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得以保留、完善和提升，并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普及和传承。
收集、归纳和整理是此期编辑职能的主要方面，他们往往通过别有深意的编排和富有创见的诠释，使以往典籍的思想得以彰显，也使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偏向深深地渗透在书中。孔子修“六经”，是他感到“礼崩乐坏”，恢复周礼势在必行，因此孔氏“六经”有明显的儒家思想色彩，其追求也是“内圣外王”，意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长治久安；汉代以降，编辑整理文献典籍者，除对搜集之文献校理、编次，往往还作诠释注疏，如王逸之《楚辞章句》、郭璞之《山海经注》、朱熹之《诗经集注》，均以自己的学问思考，力图发掘和展现文献的知识、思想、意义，以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解读、剖析文本，最终促成了古代典籍文本的经典化。刘向父子在校阅古代典籍时，花费相当大的精力收集同一典籍的不同版本，然后细加分析和比较，再根据自己的见解确定一个最完善的文本。如刘向编定的《管子》86篇，所依据的文本多达564篇（在前印刷时代，古代原典的文本在传抄流行中往往呈现文种版本芜杂舛错的状况）。这个传统一直沿袭至清代乾嘉学派及此后的文献考据家们。至于杜佑的《通典》，8门200卷，体系宏大、征引广博、叙述完备，尤其强调经济的作用，其目的也是评“往昔是非”，作“来今龟镜”，即为统治者提供殷鉴。徐光启编《农政全书》，亦为实现解除民瘼之政治抱负。这些编辑家大多身居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王朝的统治，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持。
诠释往往带有编辑者的己见与思想，而其价值取向使肆意增删文本的现象出现在编辑家们的工作中。顾炎武在《日知录》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鲁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其实，何止明代，从孔子开始，历代人就根据个人意图对文本进行选择、改编。刘向曾集录《战国策》，经他整理的书稿不仅增加了说明，还删除重复，重加编订。至于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在官方修订的典籍中多见删改个人著述，“六经注我”者更是比比皆是，以致鲁迅发出这样的感叹：“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这种做法对后世的编辑工作和文化传播产生了消极影响。
除小说、戏剧的出版意在“售多利速”外，编、撰一体，重文化而轻获利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宋明时期，曾出现过大量的民间刻书坊，也出现过陈起父子、毛晋父子这样身在民间的编辑出版家，他们以一己之力，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图书，推出了一大批泽被后世的文献，为中华文化传播做出了非凡贡献。但这毕竟非此阶段编辑出版之主流，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政府主导的编辑出版活动。孔子、刘向父子、郭璞、郑樵、马端临、纪昀等，本身受过很好的教育，都是学有专长、才华横溢的学问家，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投身于与自身学问相契合的编辑工作，希望通过自身卓有成效的收集、编校、诠释，或为皇家提供治世安邦之策，或为天下的读书人（也是有志于跻身官场的人）提供更完备的知识。自身的深厚学养以及对编辑工作的热爱，使他们成功地编辑了多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图书，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流播。流风所及，对第二、三阶段编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