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编辑要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作者：林君雄
然而，时至今日，从我们出版界来说，职业道德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广大群众对我们出版界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发现低级庸俗之作屡见不鲜，跟风炒作、同质化现象严重，假冒作者的书居然蒙混过关、招摇过市；不少图书编校质量太差，错字连篇，叫人不能卒读。书商与出版者勾结，唯利是图，为了省钱，不做校对，在印刷装订上也偷工减料，以至把书糟蹋得不成样子。其中有些书甚至是通过买卖书号、粗制滥造出来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我们在一些出版社编辑的私下交谈中可以听到这样的话语：“现在实行市场经济，要求绝大多数出版社经济自立，出书赔钱出版社还怎么活？现在赚钱是第一位的。”言外之意，社会效益、职业道德是第二位的，或者对职业道德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实行的是另外一套。看来正确看待和处理经济效益与职业道德两者的关系，是端正出版编辑人员职业道德观的关键所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不要讲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和经济效益是不是对立不能统一的？社会效益占首位，力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是不是就难于做到？这些从实际工作中提出来的问题，无疑需要从理论和操作层面上予以解答。
我们可以想一想下面三个事实：
一是，解放前商务、中华、开明这些进步的出版社，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但却出版了一大批优秀书刊。当时的上海滩鱼龙混杂，确实有相当一批出版商唯利是图，出了一批乱七八糟的书，但是商务、中华、开明却出污泥而不染。开明书店于1953年4月和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我于1953年1月来到北京的青年出版社，就和开明同仁共事，此后半个世纪共历坎坷，对于开明是有比较多的了解和感受。像我当时接触的顾均正、徐调孚、唐锡光、贾祖璋、王幼于、叶至善、覃必陶这些老开明人，他们都是质朴、正直、和蔼的文化人，都有一颗爱祖国、爱青年的心。所以他们在策划选题、把握书稿内容、编校质量以及定价等环节上，都会考虑对社会、对青年是否有利。正是他们心中有读者，所以他们出版的书适应读者需要，又有经济效益，使得出版社站稳脚跟，发展壮大。我一到青年出版社就被分配到《中学生》杂志社，在叶至善先生的领导下工作。在每一期的编前会上，叶先生总要引导大家领会教育界的形势、任务、政策，琢磨中学生的需求，寻找合适的作者，因此这本杂志能够发扬老主编叶圣陶的好传统，深受读者欢迎，成为双效益的刊物，成为出版社的一个品牌。
二是，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同样面临着市场经济，为什么一批优秀出版社和良好出版社出版了大批双效益的书，做到了既有牌子又有票子，这也很值得深思。像金盾出版社，这些年逐渐形成以出版农村科技图书为主要特色。他们的不少编辑和发行人员带着他们出的书到农村调查研究，摸清农民的需求，因此他们不但没有因为出版本小利薄的农村读物而不赚钱，反而不断地壮大了经济实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则是以出版外语辞书和教科书而逐渐获得读者的认可，名声鹊起，赢得出版界人士的瞩目。《读者》杂志是偏居西北的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但他们得风气之先，在国内率先出版文摘性杂志，而且态度严肃，作风细致，坚持质量，始终如一，又在发行上不断改革，因此刊物的发行量扶摇直上，突破千万大关，在国内独占鳌头，在国际上也成为少数几家发行大户之一。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文摘》，虽然在发行量上比《读者》稍逊一筹，但也是匠心独具，引领风骚，博得广大读者的青睐，受到有关方面的表彰。
三是，就在许多人喊“书难编、钱难赚”的情况下，不是还有相当一批编辑既有声有色地出书，又清清白白地做人吗？远的不谈，且说说我所熟识的两位朋友。先说上海的马嵩山。1981年前后，北京师范学院教师李燕杰在北京的好些高等院校、厂矿机关讲演，讲青年人应当怎样对待面临的人生困惑，很受欢迎。他的讲演被整理成文，广泛流传。北京集中了众多出版社，但是没有人想到要把它变成书。可是，远在黄浦江边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室主任马嵩山同志却慧眼识宝，以其敏感认定应当把它编成书，而且要作为重点书来抓。他立即派了两位得力编辑，搜集各地流传的不同讲稿，加以研究，整理出一个理想的稿本，然后带着它进京找李燕杰商谈出书事宜。得到允许后，取名《塑造美好的心灵》并马上出版。该书销售供不应求，接连再版，印数达422万册。再说另一位朋友郑一奇。1991年，他还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室主任。当时文化界出了“河觞事件”，涌动一股否认中华文化的思潮，引起了郑一奇同志的思考和关注。正好这时画家范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针对“河觞事件”，呼吁要编一本宣扬中华文化的书给青少年。中青社领导看到这消息，当天就让郑一奇找范曾商量编书的事。范曾觉得他的发言这么快得到中青社的重视，很高兴。他俩商定要编一套书，而且商定了一批作者名单，抓紧分头邀请写作。郑一奇在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统领编辑室，全力以赴，力争高质量、高速度地全套推出“中华文化集粹”丛书。这套丛书有15卷19册，执笔写作的都是各方名家，如《风云篇》作者是刘泽华，《砥砺篇》的作者是冯尔康，《明耻篇》的作者是来今夏，《英烈篇》的作者是吴天颖，《哲人篇》的作者是方克立，《恪守篇》的作者是高占祥，《诗馨篇》的作者是叶家莹,《神异篇》的作者是袁珂，《工巧篇》的作者是王振铎，等等。范曾还请天津的画家为这套书画了插图。这套书1991年10月出版，1992年的正月初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出版座谈会，薄一波、胡乔木送来为这套丛书书写的题词，国家教委的柳斌、全国文联的高占祥、语言学家张志公等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由于这套书切合需要，深入浅出，文图并茂，因此两年内共发行了5万套，台湾五南出版社买去版权，又印了1万套。该套书相继获得了“中国图书奖”、“中国优秀青年图书奖”、“社科畅销书奖”、“书籍平面设计奖”。
通过以上事实，我想我们可以由此而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和职业道德并不是绝对对立、互不相容的，而是可以兼顾、可以相容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利益的比重比起计划经济时是大大加重了，货币的作用大大加强了，它对道德教育在不少方面起了冲击作用。但这种冲击作用是可以阻挡或淡化的，许多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单位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人们把经济效益和职业道德看成绝对对立、互不相容，除了认识上的片面性外，很可能是受了道德虚无论的影响，无视道德的巨大作用。道德受经济基础的制约，道德的内容和形式受制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但道德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对物质生活条件、对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反作用。道德是社会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手段。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大多数人利益的道德，会引导人们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维护大多数人利益；反之，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维护少数人利益的道德，会给社会发展和广大群众的利益造成危害，这是无数事实所一再证明了的。道德不同于法律、规章制度。法律、规章制度是从外面强制人们执行，不管你情愿不情愿，而道德则是从内心要求人们自觉地执行，凭的是人的良知和信念。道德高尚的编辑不但会自觉地遵纪守法，不干买卖书号、谋求回扣、玩忽职守、敷衍塞责等等不道德的事，而且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洁身自好；在浊流泛起的时候，不为所动；在无路可走的困境中，上下求索。优秀的编辑，之所以能够编出许多好书，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有一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心。可以说，高尚的职业道德是他们创造辉煌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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