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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一身正气、多有建树的编辑家、出版家
作者：柳凤运
三
陈原是一位不喜欢谈自己过去的人，是一位谦虚的人。记得20世纪末，他在香港向年轻的朋友们许诺，要写一本《昨夜星光灿烂》，纪念三四十年代那些为当时的进步事业与救亡运动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们。但是他从未想到要写自己，人们只能从他写别人的文字中隐隐看到他的身影。
西方喜欢称17世纪是他们的科学世纪；那么，我们也可以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我国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
那时，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已给衰老的帝国吹进变革的新风；日寇入侵、民族危亡，使青年学子们满怀悲愤但却带着美丽的理想、肩负着沉重的责任走进了社会。出版之路是文学青年救亡图存的最佳选择。书、报、刊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成了开启民智、振兴中华的利器。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下苦斗，不知疲倦、不畏艰险地开创出版事业；他们以无比的智慧，与国民党的检查制度周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们成长为优秀的语言学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论家、翻译家、出版家、编辑家。
陈原就是他们中间年轻的一员。
陈原，1918年生于广东新会。自幼酷爱读书，博览广涉，多才多能。1934—1938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工学院。广州的读书生活，不但使他饱受优秀的中西文化的熏陶，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说，读书使他不知不觉学会了呼吸正义，诅咒黑暗，也在心中唤起了一种力量。读书使他从着重修身到寻求救国之道，从关注中国到关注整个世界，他的世界观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形成了。他从1934年起就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世界语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参加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创立广州世界语研究会；主持中山大学世界语团体“踏绿社”。
1939年3月，他在桂林进入新知书店，后转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编辑生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十年间，他辗转桂林、曲江、重庆、上海、香港，经历了战争，也经历了白色恐怖。
1939—1949年的十年间，他先后主编《反侵略》周刊、《新军》月刊、《世界文艺连丛》、《民主世界》和《读书与出版》，参与编辑《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少年战线》、《新华南》、《世界知识》。同时为《救亡日报》、《中学生》、《开明少年》写文章，为上海《联合晚报》写专栏，为《文汇报》、《时代日报》写评论，为香港《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写文章。在报刊界，他年轻的身影十分活跃，他的文章很受欢迎。
由于斗争的需要，他写了大量国际问题评论及国际问题的著译。如《世界政治手册》、《战后新世界》、《变革中的东方》、《战后美国经济剖析》（译）、《新欧洲》（译）等，以致人们都把他当成了国际问题的专家。
1940年，新知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国地理基础教程》，一本为躲避检察官的刀斧，不得不用晦涩的伊索寓言的方式宣传爱国和论证抗战必胜的地理书，反响极好，延安马列学院也印了一版，以致一发不可收拾，继续著、译了《世界地理十六讲》、《中国地理新讲》、《世界政治地理讲话》、《现代世界地理三讲》（译）、《苏联新地理》（译），中国的、世界的、自然的、政治经济的，竟写了14本之多，这使他俨然又成了一位地理学家。
同时，他还写了鼓舞人心的英雄赞歌——散文随笔《平民世纪的开拓者》，翻译了十几种文学名著、以及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和《苏联名歌集》，成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精神食粮。
战争与白色恐怖不但锤炼了他的意志，也锻炼了他的能力。在严酷到编辑部只剩一个人时，他能以不同的文风写着不同栏目的文章，让杂志继续出版下去，这样，他又成了写作高手。他敏感而又成熟，既善于学习，又善于思考，因而逐渐成长为优秀的编辑家和出版家，并继续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贡献。
解放后，虽然出版行政工作花去了他大量时间，他却能够以非凡的勤奋，牺牲睡眠，甚至利用生病休养的时间继续他一生酷爱并擅长的写作、翻译、研究。他写过国际评论，研究过帝国主义侵华史，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题材，写了《林则徐译书》等几篇颇有新意的文章，登在《历史研究》上，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
他翻译过柴科夫斯基的《我的音乐生活──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翻译过罗曼·罗兰的《伯辽兹》、《贝多芬》，这些又使人认为他好像是一位音乐家。
当人们读了他的《书林漫步》、《陈原散文》、《陈原书话》、《黄昏人语》、《人和书》、《书和人和我》、《海外游踪和随想》、《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黑暗》等散文集后，又会觉得他还应该是位散文家。有人称赞他的散文，“丰富多采，独具精深之见，发乎自然，绚烂归于平淡”，是“具学人之体，得通人之识”的学者散文。
及至他的百余万字的三卷本《陈原语言学论著》一出时，人们又惊异地发现了一位社会语言学家。他的第一部语言学著作是《语言与社会生活》（三联书店，1979年）。该书是他在“文革”期间写的读书札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共六万多字。主要讨论了比较词汇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一些问题。他曾在该书前言中说：“我对语言本无研究，只不过是个门外的爱好者。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恶棍姚文元借着一部词典狠狠地给打了一棍子，黑线回潮啦，复辟了，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晕头转向之余，很不服气。于是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正是这种“很不服气”，使他在《语言与社会生活》一书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四年之后又出版了代表作《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语言学专著，它填补了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空白，具有拓荒的意义。读他的语言学著作，似乎不需要多少语言学的专门准备，也不会使人感到因深奥而枯燥乏味。一位正在海外读博士学位的青年说，陈原的语言学论著，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可以读，你读它可以为了消遣，也可以是为了获得知识，引发思考，甚至是为了严肃的研究。他的语言随笔《在语词的密林里》和《重返语词密林》亦好评如潮，一再重印……
晚年的陈原勤奋地写了许多回忆，由于他的经历几乎都与出版有关，援用他的话，可称之为“不是出版史的出版史”。他也十分注重把自己多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经验总结留给后人，出版了《陈原出版文集》、《总编辑断想》，文中融入了这位编辑出版家的理想和追求，给人很多启迪。他说，编辑的修养，一是做人正直，不说谎话；二是要做书虫，要千方百计地爱上书。工作要扎扎实实，实事求是，不折不扣，对书稿的判断力只能来自广泛涉猎。陈原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还说，编辑工作是把文化产品推出去的重要一环，编辑是这个机构的“形象大使”，编辑要致力于传播、普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与文明。这是他作为编辑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无论战火纷飞的岁月还是和平发展的年代，陈原孜孜以求的目标就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这是他的，也是我们中国编辑人的最崇高的理想。现在，斯人已去，就让我们去追随他的梦想，为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继续努力吧！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关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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