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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一身正气、多有建树的编辑家、出版家
作者：柳凤运
2001年9月23日，陈原先生突然病倒了，病倒在他精心筹备的编辑工作会议上。我国现代出版的这位开拓者、思想者、跋涉者，学者型的编辑家、出版家真正“离休”了。从那一天起，他羁卧病榻，只能默默关注自己所钟爱的事业，直到2004年10月26日去世。
2001年伊始，他显得格外匆忙。在他工作的最后三个多月，他仍然马不停蹄地忙着：
6月11日和14日，他在“商务”作了两次关于“编辑实务”的演讲，题目是“图书出版的前期制作”和“图书出版的后期制作”。他运用广博的见闻和大量的中外出版的实例，讲得有声有色，对后人启迪良多。
7月10 —22日，他应邀参加香港国际书展。其间，应香港商务印书馆之邀，以“商务人”为题，在新编辑培训班作演讲。他生动地介绍了商务的历史地位、贡献和传统，编辑的职责与修养，鼓励大家做“商务人”。同时，还参加了一系列研讨会，如关于新科技与未来的阅读和出版、关于现代汉语的规范化问题等，对于这些他一贯关注的问题都作了积极的回应。
7月23日，刚回京，就接《赵元任全集》责编的电话，告知音乐卷有许多问题等待定夺，遂决定24日开会研究。他是音乐行家，在24日召开的会议中，他自然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
7月31日，参加《赵元任全集》编辑工作会议。对各卷陆续发现的需要处理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对体例要求作新的补充。他是《赵元任全集》编委会主任，一个责任重大并需要无私奉献的“职务”。
8月22日，主持了一个有关序言的内部研讨会。会上，他畅言学术著作的序言问题。他说序言不是销售广告，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序言八股，而是具有影响力的真知灼见，甚至可以借此阐发一己之见。他援引多个中外序言实例、出版佳话，提倡一种不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兼容并收的学术境界。发言不但开阔了大家的视野，也给人以深刻的教益。发言也反映了他一贯反对序言八股，防范学术腐败，提倡学术宽容的精神。
8月27日，他寄出了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再版所作的序言“维特根斯坦断想”。这篇序他从1月动手，三易其稿。
9月4日，在“商务”作“《辞源》三主编”专题演讲。当他得知《辞源》主编之一黄秋耘去世的消息，深感悲痛。三位主编相继离世，引发了他的许多感想。遂决定向年轻编辑们作此专题演讲，把三位可敬老人的事迹告诉后人。
9月11日 ，完成《重刊〈节本康熙字典〉小识》。这是为商务印书馆馆庆105周年献礼书所写的序。《节本康熙字典》是张元济悉心编选的，1949年初版。
9月14日，他向编辑室告知《陈原文存》第三批书目：（1）《社会语言学·补卷（大众语汇学）》，（2）《思想的火花——维特根斯坦语条*摘译评说》，（3）《井底蛙语》（散文杂文集），（4）《狗的故事》（译）（列夫·托尔斯泰著）。这些书稿，想必都作了整理和准备。现在留下来的，却只有一纸书目简函了。
9月22日，他提前半天驻会，检查会议的准备情况，提出了改进意见。他随身带来刚写就的尚未来得及示人的序文，这篇序文文字平易而气势宏伟，品评质朴而见地颇深，也许他是想在会上研究工作时，一并出示征求意见的。然而，就是在次日的会上，他在主旨发言尚未开始时就倒下了……
这四个月中，还有老友的文集、自己的序跋集，友人的回忆等书稿，均在策划、准备中……
回头一望，在最后的三个多月中，他竟然做了这么多事！一位耄耋老人是怎样地夜以继日，甚至透支生命啊！短短的三个多月，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出版生涯的缩影，也是他一生勤奋的写照！
二
说到陈原，人们总会联想到商务印书馆。其实，他正式执掌“商务”不过四年；然而四年所为，以及前后对“商务”的关注与支持，已经把他与这个百年老店，我国近代出版的嚆矢牢牢地连在一起。
说到“商务”，其初创与辉煌，不能不提到张元济；而“文化大革命”后“商务”的重振，则不能忘记陈原。早在1957年，陈翰伯开始主持商务期间，两位老总就密切合作，陈原支持翰伯，不时有良策献上。
在“文革”十年的浩劫中，“商务”遭到严重破坏，一度被定为撤销单位，后同中华书局合并得以保存。他虽然早在1972年就以顾问身份来到“商务中华”这个联合机构，可是那时什么也做不了，可以说“动辄得咎”。“文革”后，陈原出任这个联合机构的总编辑、总经理，开始重整旗鼓。当“商务”与“中华”分设，陈原正式出任“商务”总编辑、总经理时，他就不但成了商务的掌门人，更成了“商务”与我国近代出版的研究者。
在1979—1983年专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期间，他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以过人的胆识和勇气，重续“商务”历史，把一个历史复杂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旧书业”、“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企业”，推举为中国近代出版的滥觞。为此，他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也将研究心得写成了大量的文章，使“商务”得以正名。“商务”的历史地位，在“商务”百年庆典之际已取得共识。
他上任伊始，便以非凡的眼光、决心和韧劲，致力于策划整理、组织“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翻译出版与重印，1982年“商务”85周年纪念之际，一次推出50种。在十年书荒之后，这套一流的著作、一流的翻译，涵盖了西方（以及东方）哲学、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人文科学的学术代表作，给了学界和广大读者怎样的惊喜！
趁85周年纪念之机，他亲自带人编写大事记，邀请曾在“商务”工作过的领导人、文化人、学者陈云、胡愈之、沈雁冰、叶圣陶等题词，以正历史。他又力主重印“老商务”旧版严复《天演论》、《原富》等学术名著译作八种和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怒》等文学名著译作十种，这些译著曾启蒙了一个时代！同时，汇集出版了贺麟、侯外庐、冯友兰、钱锺书、郑振铎等名家评介，出版了《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和《林纾的翻译》，重申“商务”推介世界学术名著的贡献。他还出版了《张元济日记》（上、下），成为重要的“商务”史料；编印了商务印书馆1897—1949年图书目录和1949—1980年图书目录。对于“商务”出版的旧中国历史最久的《东方杂志》，他指导编印《〈东方杂志〉目录》，使新中国成立后久已匿迹、曾具有重大文化影响的杂志，得以被人们重新了解和使用。
在出版的春天到来之际，他发表了《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的重要文章，根本扭转了“文革”中被严重干扰破坏的词典工作，一时成了词典编纂工作的经典。他以极大的热情领导《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汉英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等词典编纂与修订，积极参与组织、策划，并给以具体指导和帮助，使“商务”成了我国著名的辞书出版机构。他提出“日出一书”的口号，激励“商务”职工多出书，出好书。他努力吸纳人才，使饱受不公待遇的主编刘叶秋安心为《辞源》尽力。
他尊重人才，也注重培养人才。他开办编辑培训班，举办各种讲座，放手让年轻编辑参加学术活动；办了内部刊物《练笔》，督促大家练习写作。他亲自参加一些书评讨论会，常以自己的卓见给人以启迪。无论传达文件还是业务讨论，他从不以“官本位”为限，凡是与业务有关，他都能细心约请有关编辑出席，这令许多老编辑十分感动。“商务”的编辑、出版、校对人员，在他的鼓励和培育下，为编辑出版大批精良图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自身饱学和优良的作风，也教育和影响着年轻的一代。
如今，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学术出版机构，她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品牌，一种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商务”依然是雄风不减的百年老店，是中华民族的“商务”，也是世界的“商务”，她继续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为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努力奉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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