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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之师”：编辑应当追求的美誉
作者：王国红
“美国40年来最权威的编辑业务教科书”——《编辑人的世界》如是说：“编辑在手稿上画下第一个修改符号之前，作者和编辑就已展开创造性的合作过程。作者的责任是尽最大努力写出一本最好的书，编辑的责任是帮助作者达到这个目标。”[1]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出版工作如此定性：“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是出版者和译著者共同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在论及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时，学界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一“口径”，一般不越“雷池”。
对编辑而言，凭什么“帮助”作者并与之“合作”呢？简言之，“要欣赏荷马，须与荷马站到同一高度”——编辑须达到作者的精神境界，与其“神交”，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成为作者的“知音”，在作品的加工整理过程中，充当作品的“美容师”。也就是说，编辑只有具备整体驾驭作品的能力，才能视野开阔，居高临下，胸有成竹，创造性地策划选题，科学合理地审读把关；只有具备高超的语言文字功底，才能在作者的基础上，合情合理地删削，游刃有余地修润，使作品得到提高。语言文字能力，既是编辑的专业基础，又是其应具备的专业优势，实际上，编辑的主要能力就是“语言功夫”。因为原稿虽经作者反复推敲与锤炼，但百密一疏，千虑一失，难免出现错字、别字或不规范字，会有选词、用语、造句之不当，等等，编辑应一一纠正。此外，还应在此基础上修饰润色，删去原文赘词累句，依据逻辑关系，调整语序和段落，使全文的语言风格、语体风格一致。所以，编辑只有技高一筹，才能别具慧眼，妙笔生花，改动得恰到好处，为作品增色添彩。尽管编辑要尊重作者语言习惯，不可妄称人师，但“一字之师”是我们编辑应当追求的美誉。
二
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编辑对作品的加工整理，可分为“纠错”和“润色”两个方面：纠错即把字词用对，把句子说通；润色，是在作者的基础上，把字词用妥用妙，使之出彩生辉。只有字词准确、鲜明和生动，才会有精当贴切、简洁明晰、幽默风趣、隽永深厚的表达效果。下面首先探讨编辑加工中对字词的润饰之法，以明古人“壮辞可以得喻其真”之理，看看“一字之师”的高明之处。
例1 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中国在笑，中国在（跳）舞，中国在狂欢！
20世纪50年代，诗人公刘的新作《五月一日的夜晚》寄至《人民文学》，责任编辑、诗人吕剑对上句反复把玩，斟酌再三，最后删去了其中的“跳”字。这样一来，文字上更加精炼，节奏上更加明快，“中国在笑，中国在舞”在表达上更加圆合、协调，且丰富了诗意，增强了表现力。于是吕剑被公刘尊为“一字之师”。
例2 《小小的一个人》
五四前夕，周作人翻译日本作家江马修的一篇小说，将标题译为“小的一个人”，总感觉别扭、拗口，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表达，就这样寄给了《新青年》。编辑陶孟和读完稿件，思索片刻，提笔在标题前加了个“小”字，变成了“小小的一个人”，这样，读起来一下子既通顺流畅，又贴切传神。一个字，“救活”了一个题目。[2]晚年，周作人写作《知堂回想录》，还念念不忘此事，盛赞编辑是“一字师”，这件事被学界传为佳话。
例3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掷）扔到街心……
“掷”字见于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初版，后来收入1958年3月版《叶圣陶文集》时，改为“扔”字。因为可“掷”之物，一般较大较重，如掷标枪、掷铅球等；而所“扔”之物，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另外丢弃某物往往用“扔”而不用“掷”。因此，用“扔”字与“香烟屁股”相配合，更为贴切。[3]116
例4 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
鲁迅《坟·题记》原稿中用“倒不是”与“大大半是”搭配，有些欠妥。首先，“延长我的生命”不可能完全不为“我的爱人”。其二，这样表达语气缺乏力度。所以作家兼编辑家的鲁迅，后来在“不是”中间加了个“尽”字，表明还有一部分是“为了我的爱人”；又在“大大半”之后加了个“乃”字，与“不尽是”在语气上相配合，相照应，于是句子的表达既周密，又有力度。把作者延长生命主要是为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凸显出来。[3]117
例5 宋张洪范灭宋于此。
在南宋内忧外患之际，大臣张洪范叛宋降元，率元军于南海崖山逼使皇帝自杀身亡，张得意之余，亲拟碑文“张洪范灭宋于此”，嘱人刻于皇帝蹈海之处巨石之上，以记“战功”。二百余年后的明代中叶，世人对此极为不满，有人建议砸碑，有人建议重新措辞再刻，几番争论之后，当地学者陈白沙（陈献章）认为张洪范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石碑就是证据，毁之可惜，提议在碑文前加个“宋”字。顿时出现了神来之笔的效果：一副逆子贰臣，降敌弑君的奸臣嘴脸跃然显现，让人们记住了这段“宋人灭宋”、乱臣杀君的历史，于是“功绩碑”成了“耻辱柱。”[4]
以上五例，虽都只改一字，但各有其妙。例1追求简洁，“舞”比“跳舞”更加精炼明快，简洁有力，轻盈飞动，且诗意浓郁。例2追求准确，“小的”放在“一个人”之前，显得生硬不畅，而变成叠词“小小的”，就豁然明了，对主人公带有可爱之情，更合情理。例3追求妥帖，“扔”比“掷”更与对象相符，贴切精当。例4追求呼应，“不尽是……乃是……”是一个特称判断，比“不是……是……”这一选择判断限定更为严谨，而且前后呼应自然。例5追求色彩，加上“宋”字，不仅将世人对张洪范叛逆的愤恨表现出来，作者立场也表露无遗。
三
“纠错”是编辑对作品加工整理的另一重要方面。
无论什么差错，都是出版物的大敌。“左”与“右”涉及立场与方向；“荼”与“茶”关乎人命与健康；“基地”与“墓地”，“大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机会主义”，一字之差，而意义相去甚远。数学中一个小数点移位，地图上一点、一线之偏差，都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下面仅以规范性、知识性两个方面的纠错为例，说明“一字之师”的难能可贵。
首先，编辑必须带头执行国家标准，认真遵守编辑规范。诸如《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出版物数字用法规定》、《量和单位》、《汉语拼音方案》、《标点符号用法》，等等，这些既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又是基础性编辑规范，编辑只有牢记在心，方可运用自如，既要用对，还须用活，用到好处，用到妙处。
如应将已停用的单位如“公尺、公分、公升”等等，分别对应为“米、厘米、升”等等，应将错用的市制单位与相应的法定计量单位换算使用。但是，对各类编辑标准要酌情处理，不能一概而论。如“亩”被换成“平方米”（1亩＝666.66平方米）或“公顷”（1公顷＝15亩）后，符合了规定，但给农民增加了麻烦。所以编辑刘宜学建议用“1/15公顷（1亩）”表示“亩”，这样既符合了规范，又兼顾了农民阅读习惯，同时表明了“亩”与“公顷”的换算关系，有利于“公顷”这一法定单位的推广。但有时对一些非法定的计量单位，要注意特定的历史环境，尊重人们的日常习惯，考虑到作者的实际情况。比方《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10月第1版），多处使用非法定单位“斤”字，如“以十二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5]虽然《邓小平文选》的出版，是在1984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之后，但编辑们反复斟酌：若继续用“斤”这一非法定单位，似有“抗旨不遵”之嫌；若改用法定单位“千克”，又会让读者感到别扭生硬。最后，考虑到相关内容都出自小平同志口头讲话，而且“斤”字在老百姓中运用极为普遍，为了保持生活的原生态，所以将“斤”保留下来。这样一来，反而让读者备感亲切，拉近了领袖与群众间的距离。可见，法定单位的推广使用也要根据实际状况，不可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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