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商务幸有王云五
作者：傅伟中
日，这位9l岁高龄的出版家、学者逝世于台北。
二
王云五12岁时跟随一位堂伯父学习心算和珠算，由此一生养成计算的习惯。成名后，他曾经现身说法：“我一生得之于算学很大”，“中国人不注重算学，这是很坏的现象”。他认为要得到正确的思想一要靠幻想，这个幻想的意思是指勇于创新和联想，但是光有幻想还不能得到正确的思想，还要藉助于数学，“要使思想正确，一加一一定是二，二加二一定是四，那么，不独学理工的人要学高等算学，就是学文学的人也要学高等算学”。
说到长于计算，让人称奇的是，今天人们熟悉的按揭购置车、房等大件生活资料的方式，早在100年前，17岁的王云五就已熟练运用。他以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据说他在三年后付清书款时，已经把百科全书通读了一遍。
1921年9月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后，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在11月就提交了一份《改进编译所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引用了现代管理科学的方法，大胆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其内容包括：工效挂钩、资源共享、业务重组、团队协作、开发潜在市场、人尽其才、合理分配这七项改革措施。12月前后，王云五正式就任商务印书馆第四任编译所所长，按照意见书的设想大胆改革。他重组了编译所的组织架构，使之更加合理；大量引进人才，在短短两三年内，编译所人员比原来增加了两倍以上；在出书方面大胆创新，创编大型丛书万有文库。改革带来的新气象和显而易见的成效，使编译所内许多编译专家打消了对王云五这个无正规学历、无学术声望、无资深经验的“三无”外来者的诸多疑虑，为王云五带领商务印书馆向更高的目标进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0年3月，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第五任总经理一职，随后赴日本和欧美各国考察，学习西方的企业管理方法。回国后他提出一份数万字的“科学管理法计划”，拟在商务印书馆推行。这份计划在各种势力的反对下于第二年流产。但王云五并没有放弃，而是暂时放缓实施步伐，积极调整策略。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轰炸，三十余年苦心经营的事业化为灰烬。在巨大的灾难面前，王云五带领商务人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为口号，进行了一系列的复兴活动。8月，商务印书馆复业。复业后，商务不仅重印旧版，更致力于新书的出版，很快实现了“日出一书”的目标。此后，商务获得了巨大发展。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书数量为全国之最，出版总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适应战时环境，王云五带领商务编辑、出版、印刷的主要力量迁往香港。香港沦陷后，编辑出版重心又移至重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出书，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教育作出了贡献。
1997年，在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周年之际，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王云五那一系列重大的出版计划，如果没有王云五及其同人在战时所有的艰苦奋斗，不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要改写，中国出版史中的某些篇章也要改写。”此话并非虚言。研究者对王云五的定位是：“王云五的成功主要在商界即出版界，而最大的成功又主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界才是他的本位，做学问有点勉强，而从政则完全是一种错位。”这一定位是比较准确的。“我们褪去王云五的意识形态色彩，还他‘文化人’的面目，他引进科学的管理方法，改造、经营大型的文化企业，并取得的经验，在今天还有借鉴意义。他那愈挫愈奋、愈战愈勇的精神，对今天还有启迪作用”。
三
王云五的一生，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用一篇约二百字的铭文予以浓缩。这篇铭文，就雕刻在王云五纪念馆铜像下方的底座上。铭文中写道：“先生出身于平凡的学徒，自强不息，以牛马骆驼之精神，苦斗不懈，终成一代奇人。先生在学术文化政治教育上独特之贡献皆已化为时代共有的资产。惟千百年后，先生仍将被记得他是万有文库的主编者，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人，现代科学管理之先驱，云五图书馆之缔造人，商务印书馆的伟大斗士与化身。”金耀基曾说过，他写这篇铭文时，有一种“一部二十五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深恐不能把王云五一生的志业说清楚。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回忆：“我们这一代人，对王云五先生曾经很没好感，不止从政治上，更多地是从他们实行的什么科学管理方法，因为不少我所信从的前辈左派文人很不赞成这方法。然而，在改革开放这20年来，我逐步改变了看法。当然，开头是从对管理的看法改变开始的。既然我们现今那么强调管理，据我所知，我们不少地方实行的管理方法，其严苛大概较王云五又有过之，那又何必去责备前人呢?等我进一步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王云五的出版观念，才深深地感到，王云五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人物。”
在中国台湾，王云五备受推崇。他被称为“伟大的出版家”，为他祝寿，俨然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台湾已故的名人中，有一种人很是特殊，可称之为联结两岸的标志性人物。曾任北京清华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是这种人物。任过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和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王云五，也是这种人物”
由于许多原因，王云五的著作在祖国大陆出版甚少，近年可以找到的似乎只有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然而在祖国大陆出版界和学术思想界，关于王云五的追问和研究却一直没有停止过。研究王云五的文章，比较系统的评说和研究大概是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才开始的。一批学人和出版人，在探寻王云五的学术思想轨迹的过程中，挖掘钩沉了许多关于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与中国教育思想的珍贵史料并有所建树。其中尤以东华大学社科部主任郭太风教授(1947—2006)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总经理王建辉等人为代表，郭太风教授1999年在上海书店出版了《王云五评传》，王建辉在2000年推出专著《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使得王云五在祖国大陆的研究由一直遭到“雪藏”进而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王建辉书中论及的“文化的商务”一词，寓意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事业，更寓意了王云五经营下的商务印书馆是在把文化作为一种商务来运作。该书以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与变迁为背景，以近代出版史为本位，从商务史和文化史，思想史与出版史相结合的角度，对王云五作为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企业家和出版家这一历史事实，进行了客观的叙述分析和评论，探讨了王云五二十几年的出版活动和出版思想，评说其成败得失。在这篇被称为“大陆第一篇冲破禁区研究王云五的博士论文”中，王建辉评价王云五“是中国近代最有经营头脑的出版家”，“他是在大商业时代的文化经营有术者”。2006年，在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里，由江西教育出版社申报的王云五文集被摆在重要的位置。
江西教育出版社结缘王云五文集，首开王云五的著作在祖国大陆系统出版之先河，将为广大学人和出版人研究王云五提供极好的模本，为积累文化和加强两岸文化交流架构桥梁，也无疑将为江西教育出版社这样一个地方性出版社在科学和人文图书的出版方面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出版有较大的学术积累意义与文化传播价值的高品质社科图书是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一贯思路，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在读者中有很好的口碑。如在学界广受好评的《季羡林文集》就曾获过国家图书奖。还有诸如豫章丛书、博雅丛书等一大批学术图书在业界享有良好的口碑。为传承这一出版方向，2007年，江西教育出版社提出了“重开经典之门”的口号，旨在人文和科学两大领域再度有所作为，其中就包括出版王云五文集在内的系列国家和省级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07年5月，笔者在北京探望季羡林先生时，向季老汇报了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王云五文集的想法和工作近况，并诚惶诚恐地期望季老出任王云五文集的编辑顾问委员会顾问，季老肯定了我们出版文集的打算，并爽快地答应出任顾问。还有一大批海内外学人和出版人也将成为王云五文集的顾问或编委。王云五文集分为专著、文论、回忆、序跋等部分，总规模约七百万字，拟分为11卷(14本)出版；2007年推出三本，2009年全部出齐。预计将于今年8月推出该文集之《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分册，共110万字，系编年体例，以出版家为线索，以新教育为侧重，翔实记录了商务印书馆与初涉西学之中国“新教育”所经历的崎岖发展过程。
责任编辑 鲍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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