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商务幸有王云五
作者：傅伟中
一
王云五(1888—1979)，小名日祥，正名之瑞，派名鸿祯，号岫庐，广东中山市(旧称香山县)人。14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上海一家五金店当学徒，想让他成为一个手艺人，今后能自食其力。当时上海学英文之风很盛，而他生性好学，就白天当学徒，晚上到夜校学习英文。由于勤奋好学，他深得老师喜欢。一位师叔为他取了“云五”的别名，是取自“日下现五色祥云”的典故。四年后，他就开始陆续在上海同文馆、益智书社、中国新公学、中国公学等教英文了，而且小有名气。有比喻说，就好像现在夜校毕业的学生忽然到新东方学校当起了老师。更让人称奇的是，在王云五的学生中，居然有胡适、杨杏佛、朱经农等一批著名人物，那时他才是个19岁的年轻人。胡适成名之后说过：“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
在学问上，王云五始终称自己为杂家，这是指他的知识结构而言。王云五的学识主要是靠自学，选择学习的对象全凭个人兴趣，加上对新知的渴求，使他读书博杂。他广泛涉猎各门各类的知识，中外知识兼备。清末民初是中外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从蔡元培到胡适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们的教育背景往往是“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王云五身处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碰撞的大环境，对他形成中西兼备的知识结构关系极大。他虽然多次悔及自己读书博而不精，并自嘲是一位“四不像的学者”，但事实上，他在谈读书方法，尤其是在谈出版家素质时，更强调博或者说杂。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到，出版家“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美国学者德索尔在《出版学概论》一书中指出：“出版者是出版业的专家，但他在知识方面又必须是一个博学多才的杂家”，因为这可以帮助出版者充分了解“读者的生机勃勃的多元的文化需要”，以便真正从读者需求角度考虑出版策略。强调出版者的知识要杂，这也许代表了当今出版者仍可努力的一种方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香山县的旅沪同学会设宴欢迎同乡孙中山回国。年仅23岁的王云五作为宴会主持人，其才学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此后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教育部专门司第一科科长等职。1916年他出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一年后辞职，在上海专门从事编译工作。1921年9月，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1922年正式接替高梦旦就任编译所所长，后又兼任东方图书馆馆长。1930年，王云五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王云五在商务的事业号称“四、百、万”，“四”是指“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指“百科全书”，“万”乃指“万有文库”。这三件事都是王云五入商务之后苦心经营创造的，几乎用了他一生的心血，在旧中国文化界起过不小的影响。
1926年，王云五首先在汉字与数字之间找到了对应关系，他以汉字的四个角的笔画为基本点，以0到9十个阿拉伯数字为代码，分别代表一个或数个基本笔形，以此作为检索的基本途径，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他的发明为检字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四角号码之父”。1928年商务据此出版了《四角号码学生字典》。“四角号码”法不仅适用于字典检索，还可应用于一些外国辞书的索引和有关档案与资料卡片的科学管理。他运用“四角号码”法研究改进了美国杜威的图书十分类法，使之适用于中国，从而创造了新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并首先用于商务东方图书馆中外图书的分类、检索和编目，后被上海以至全国各地各大图书馆广泛采用。可以这样说，他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王云五接任编译所所长后，进一步扩大了商务的出书范围，系统地制订了编印各类小丛书的计划。计有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新时代史地小丛书、农业小丛书、工业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师范小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体育小丛书等，在短短的六七年内陆续编印小丛书达百数十种。1928年王云五在多种小丛书成功出版的基础上酝酿了出版“万有文库”的计划，这是王云五着意于系统出书的又一项文化工程。“万有文库”是一套由多种丛书组成的综合性大丛书，该文库第一集1010种，共2000册于1929年刊印问世。它不同于一般书的是每一册的书脊上都印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类号，并在书末附有用“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的书名卡片。由于这套文库门类齐全，检索方便，价格又低于同类的图书，广受欢迎，许多城市和学校都以万有文库第一集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该丛书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在日中国影响很大。
1929年到1937年间，王云五又主持编印了万有文库第二集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丛书集成初编和中国文化史丛书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书，并复刊了《东方杂志》等四种期刊，为复兴商务作出了贡献。
王云五素以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闻名于世，但自1938年起从政的兴趣越来越浓，以致在内战迫近、国共分裂之际的1946年5月，他辞去了商务总经理，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次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成为国民政府政要中显赫的一员。1948年5月，翁文灏奉命组阁，王云五应邀出任财政部长，主持币制改革，出台金圆券，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来挽救金融危机。但不到10个月，币制改革就宣告失败，物价如天文数字般地飞涨，王云五成了众矢之的，只得引咎辞职，移居香港。当时社会上对王云五流传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四、百、万起家，三百万下台”，这是对王云五一生功过的形象的概括。王云五本应是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却一度选择了从政，这种从政的理想也许在当时有着他本人“济世救国”的烙印，但他的错误选择注定了他的从政之路是扭曲的，他的才华注定得不到施展，只有再回到文化产业上，他才能如鱼得水。这也许是王云五身后令出版界许多后人感情复杂的主要原因。
1951年，王云五从香港去了台湾，1964年他退出政坛，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由于他的励精图治，出版和重印了万有文库缩编本万有文库会要、四部丛刊初编、大学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甲编、佩文韵府、百衲本二十四史、国学基本丛书，以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四库全书珍本二至五集。台湾商务在他的智慧策划下，业务蒸蒸日上，资本额增至1 000万元台币，成为台湾工商业中的佼佼者，为商务发展再度作出贡献。1979年8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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