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出版（自由）权与著作权辨识
作者：杨玉生
一
出版(自由)权和著作权(版权)的概念，都出现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从起源上看，两者的产生都与现代印刷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15世纪中期，德国人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经多年探索发明了手工平压式活字印刷机，并立刻将其用于图书的复制，这样“印本”图书很快在欧洲各国取代手抄本图书，这标志着欧洲图书出版史上“印本”时代的到来。这种纯技术、纯经济性质的社会进步引发的却是新的权利斗争和利益冲突。
一方面，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使图书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传播新思想的媒介。为了压制新思想的传播，统治者建立了最早的书报检查制度。而正是针对这种书报检查制度，人们发出了争取“出版自由权”的第一声呐喊。英国诗人、思想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于1644年向议会所作的《论出版自由》的演讲，最早提出了言论、出版自由的著名论点，猛烈地抨击了书报检查制度。由于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需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因此它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口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和奋斗，出版权或出版自由终于被写入1793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这一宪法性文件，并逐渐在世界各国成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现代印刷业的发展使图书成为有利可图的大众消费品，一件作品一旦公之于世，任何拥有印刷技术手段的人都可以通过复制它，为自己赚取钱财。因此，要求保护作者权益的呼声越来越高，1690年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在其《政府论两篇》中提出，作者在其作品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与其他劳动者的劳动是一样的，因此应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取得应有的报酬。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障作品创作者以及该作品的首家出版商的利益，便提上了立法日程。1709年，英国颁布规范出版行为的《安娜法令》，被看作是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而法国的著作权法则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几乎与包含“出版自由权”内容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同时诞生。
二
通过对出版(自由)权和著作权历史起源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版(自由)权和著作权概念的产生都与现代印刷技术革新引发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相关，出版(自由)权和著作权是从不同角度规范出版行为的规则：出版(自由)权是一种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是一种源自于公法的权利；著作权则是一种调整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是一种源自私法的权利。
1、两种权利之间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取得方式不同。我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第三十三条开宗明义地指出：“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本条下又增加了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一方面，可以宏观地说，《宪法》第二章所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以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资格为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只要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资格的一切自然人，都不加区别地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按照我国最新的宪法理论的分类，基本权利可分为三个部分：人权，公民权及特定人的权利。“基本权利中的公民权，只能由公民享有。有的国家宪法规定由国民享有。不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其他国家只享有人权，但不享有公民权。”政治权利是最典型的公民权。一个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是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享有出版(自由)权的。而著作权则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作为一项民事权利，著作权并不像出版(自由)权那样在一定国度内被每一个公民所享有，创作并拥有自己的作品这一民事行为是取得这项权利的前提。并且，在实行“注册保护原则”的国家中，创作并拥有自己作品的民事主体，还必须履行一定的法律手续，才能取得这项权利。
其次，二者的功能不同。一项宪法性权利，主要调整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不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国家的行为受宪法的限制，私人之间的行为受普通法律的限制，这是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出版(自由)权的直接约束力只限于立法机关。因为。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公民个人都不能侵犯宪法所确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宪法规定基本权利的主要功能在于“对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出指示，让其制定完备的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而作为一般民事权利的著作权，其谓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约束力直接针对可以成为民事主体的所有自然人和组织。国家公权组织则可以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成为其约束对象。
正因为如此，由宪法确认的出版(自由)权只是一种法律原则，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适用性。“只有在缺乏适当的低位阶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时，才得适用宪法规范裁判具体的个案。”而著作权则是由《著作权法》规定的一项具体的民事权利，它具有直接的法律适用性。著作权规范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直接依据。
此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运用刑罚手段对著作权加以保护。比如，我国《刑法》第三章“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中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第二百一十七条)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第二百一十八条)，就是著作权刑事保护的规定。也有很多国家将侵犯著作权犯罪处罚纳入在著作权法中，以“罚则”或“刑事规定”等方式加以规定。但是，通观各国刑事法律规定，却很少有哪个国家将公民政治权利，特别是出版(自由)权，也纳入刑事保护的范围，确定一些相关的罪名。这难道说明出版(自由)权的重要性低于著作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这与我们前面阐述过的出版(自由)权的特性有关。从出版(自由)权的起源来看，对出版(自由)权的威胁主要来自公权力，而不是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因此，宪法规定出版(自由)权主要针对的是国家立法机关，即为国家立法行为确定原则。出版(自由)权和著作权都是授权性规范，所不同的是：前种授权性规范的义务人是特定的，即国家和国家行为，而后一种授权性规范的义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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