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新时期出版改革的历史画卷
作者：郭 雁
最近，宋木文同志以他亲历的史实撰写了一部七十多万字的著作：《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上下两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分十二个专题，详细叙述了三十年来我国出版业发展的轨迹。该书内容因作者的亲历而体现其真实性，因注重引用原始文件和资料而彰显其权威性。它展现了出版改革中珍贵的历史画卷，是新时期出版工作的一本重要读物。展读全书，抚今追昔，使人感慨万千。三十年岁月，不过一万个日日夜夜，我们的出版界竟然办成了那么多事，经历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该书出版的意义、影响和作者的情怀，正如范敬宜同志贺诗中所述：“华章一卷记沧桑，半是欢欣半忧伤”，“尽抛心力终无悔，乐在神州飘书香。”。
洋葱与《飘》的风波
《现代汉语词典》是商务印书馆一本权威工具书，至今畅销不衰，人们很难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书曾痛遭挞伐。1975年，“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在北京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文章，攻击“现汉”重印本“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否定”，“是资本主义思潮在文化界的尖锐表现”。在“四人帮”极左思潮影响下，有人鼓吹语词的阶级性，“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比如关于洋葱的释义，本来是“一种可供食用的植物”，被斥之为“客观主义”，要求加上“它具有叶焦根烂心不死的特点”，以警示读者“那些走资派正如洋葱一样，‘人还在心不死’，回潮复辟，势在必然。”请设想一下，如果都这样修改，辞书还怎么编?极“左”思潮对出版界的影响在1979年仍未完全消除。这一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著名长篇小说《飘》，竟然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报纸连续发表文章，责问“飘”到哪里去?还有人批评说“‘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如果不顶住这股极左之风，出版改革就难以继续进行，出版中外优秀文艺作品也成了一句空话。1980年6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时提到了《飘》，认为小说写得不错，出版了也没有关系，这才平息了这场争论。小平同志的谈话及时地给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这就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本书作者通过具体事例，说明出版领域拨乱反正的艰难历程，从批判“两个估计”到调整地方出版社出书方针，以解放出版生产力，其过程可以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使人看到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斗争之激烈，更使人敬佩当年坚持拨乱反正正确路线的王匡、陈翰伯等出版界领导同志的胆识和巧妙的斗争艺术。
1983年“出版决定”的起草与中央的审定
1982年2月4日上午，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出版工作。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国家出版局党组的“汇报提纲”，深入地讨论了出版工作的现状、面临的困难和解决的办法，并在1983年6月6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是由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做出的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决定，成为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一书比较详尽地回顾了中央书记处讨论出版工作的情况，以及起草“出版决定”的全过程。本书作者在《重新学习“决定”和对“决定”的体会》一文中写道：“决定”阐明了出版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各级党委和政府逐步提升对出版工作的重视程度。“决定”全面阐述了我国出版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指导方针。在解决指导思想问题的同时，也非常重视解决实际问题，对后来的出版事业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
在新形势下，出版业者对出版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出版改革的前景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当前，在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出版工作重要指示时，结合学习1983年关于出版的“决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出版工作历史责任的认识。
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出版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恢复走向繁荣，经历了阵痛、反思、改制、发展，跨过了多少沟沟坎坎，有说不尽的话题。比如，当年纸张紧张，印刷生产能力严重不足，许多书刊用纸和印制只能像粮、棉、油那样按计划分配和统筹安排，每前进一步都困难重重。又如书价改革问题，几十年来靠国家变相补贴维持低书价的局面被打破，引发了广大读者的议论。至于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改制，新闻出版署的组建，更引起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以致不得不破天荒地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说明真相。1987年的反自由化，特别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波及和冲击到了出版界，引发了一系列的因应动作。出版界吞下了苦果，反思了教训。这一波又一波的事态，曾经在业界内外引发惊涛骇浪。木文同志作为当时出版界的主要领导，和署党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坚定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采取有力措施，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1990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新闻出版署完成了出版整顿，并以极大的精力集中抓出版繁荣工作。回顾这一历程，真好似“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些在该书中都有翔实的阐述。
木文同志主持新闻出版署工作以来，始终认为“出版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多出好书。”他在1990年3月2日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出版工作的成果，出版事业的繁荣，最终是靠多出好书来体现的。多出好书，这应当是我们各级出版管理部门、各个出版社的中心任务和调动本单位人员为之奋斗的行动口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出版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以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重点图书为标志的，今后的十年，我们应当有信心，也有条件在出版高质量重点图书方面赶上并超过前十年，否则我们就将辜负人民的要求，有愧于后人。”经过多次讨论研究，署党组提出了抓好出版繁荣的十项措施，报送李瑞环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并执行。随后，又提出：“多出好书促进繁荣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50万出版大军齐心努力，出版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书品种从1990年的80224种，增加到1993年的96761种，中国跻身世界出版大国之列。后来继任的历届署长和署党组全体成员一起努力，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