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美丽的生命之花
作者：岳洪治
就像你见过的溪流中的玉石；就像我知道的王仰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所在的五四文学组，从其隶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剥离出来，与鲁迅著作编辑室合并为现代文学编辑室。我的办公室，也便从前楼的四层，搬到了后楼的二层，不久又移至三层。从此，就有了与“王仰”(称呼他时，大家总是略去他名字中的末一个“晨”字)朝夕相处的缘分，使我这个初入编辑行的小学徒，又多了一位老师。
和仰慕已久的资深老编辑一起工作，能够随时向他学习、得到教诲，这是一种难得的机缘。随着对王仰晨了解的加深，我进一步认识到，我每天见到的这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前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老编辑，更是一位可敬的忠厚长者、一位老革命。
话，这样说，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呢?一点儿也没有过头。
下面，让我们看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王仰晨的默默奉献及其闪现的高尚人格。
1943年7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了《评(中国之命运)》的文章。这篇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文章，是针对由陶希圣炮制、经蒋介石多次修改后抛出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宣扬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而发。它严正而有力地斥责了所谓要把中国之命运寄托于国民党， “惟有中国国民党，他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他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的谬论。文章指斥蒋介石“抹杀了各种主要的历史事实”，对于忠勇为国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极其“忍心害理”的污蔑。——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为什么能够非常及时地对国民党在重庆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给予迎头痛击呢?这是因为，还在印刷过程中，该书的清样就已经通过曾家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发现并完成了这一工作的，就是时任重庆南方印书馆印刷厂工务部副主任的王仰展。
这种革命的自觉和对于党的事业的忠勇，不仅表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样也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王仰晨去世后，曹苏玲(曹靖华之女)在写给王仰晨之子王小平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记述：
“文革”期间，我家住在北河沿南口，你们家住在南河沿，听他说离得很近，但我一次没有去过。“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在向许广平先生索要鲁迅书信时，也派联络员白联艺等二人，身着军装，气势汹汹地闯入我家，索要鲁迅给我父亲的书信。鲁迅先生给我父亲的书信，据《鲁迅日记》记载，有292封，但几经战乱，最后仅存85封。考虑到书信的安全，父亲除暂时保留写在彩色信笺上的10封外，其余75封，已于1965年夏交许广平先生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了。白某二人未必知道这一情况，当时在我父亲搪塞下，他们说过两天再来取。白走后，我们都忧心如焚，不知该如何对付。你父亲听说后，主动提出由他将保留的10封信取走保存在你们家里，才躲过一劫，使这些鲁迅书信得以保存下来。稍后揪特务时，我父亲又被打成“苏修”和国民党双料特务，聂元梓组织的专案组在一个雪天的深夜里闯入我家，父亲被蒙上双眼捆绑而去，下落不明。母亲情急之下，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原想请做过董老秘书的一位同志转给总理，但送到红霞公寓他的住处时，才知道他也被揪出，已无法转信了。你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又主动提出将信交他转给邓妈妈。信交出后不到十天，我父亲就重获自由。如果不是你父亲转信，后果不堪设想。在那样疯狂的年代，遇到这种事，更多的人是避之犹恐不及，能像你父亲那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挺身相助，需要怎样的勇气，要承担怎样的风险啊!我父亲生前提到他时总说，“是好同志啊，这样的好人难得啊。”
曹靖华蒙难，转信给总理的路不通。危急时刻，王仰展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提出由他把信“转给邓妈妈”。果然， “信交出后不到十天”，曹靖华同志就获得了自由。——王仰晨把这件事做成了。
要做成这件事，需要勇气；然而，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作支撑。王仰晨怎么会和邓颖超同志有这么“铁”的关系呢?
和王仰晨相处得久了，我才知道，原来他的父亲王景云，早年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事，是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工人领袖。因此，周总理和邓颖超对他们一家人、对王仰晨，都是熟悉的。后来，父亲牺牲了，家庭生活陷入困顿之中，王仰晨也不得不小小年纪就到印刷厂当了学徒：艰难的生活，使他受尽了社会的欺压与凌辱。然而，从父辈那里传承过来的革命精神，却一直伴随着他成长，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名杰出的革命战士。
但是，对于父辈的荣耀，王仰晨却绝少提及，哪怕有人在他面前说起时，他也总是三缄其口。
他曾做过《茅盾文集》和《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与茅盾先生有着多年的交往。有一次，茅公在谈话中向他提起，自己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曾认识一位名叫王景云的同事，是当时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可惜，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王仰晨默默地听着茅公的讲述，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就是王景云的长子，不想把工作关系扩展到人情关系；他只愿踏踏实实地把编辑工作做好，做一个合格的编辑。
“做一个合格的编辑。”王仰晨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年轻人。
在将近二十年的相处中，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这句话。他还说过，“要做一个真正合格的编辑，是很不容易的。”
也许就是因为对自己早已有了“做一个合格的编辑”的定位，所以，当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人推荐他到一个研究单位担任司局级领导的时候，他坚决地辞谢了。他的理由是：我不是那个方面的专家，胜任不了那个工作。若干年后，王仰晨离休的时候，虽然得到了“局级待遇”，但由于并没有补过“实缺”，与真正的“局级”相比，在各种待遇上的差别，也就不言而喻了。
难道他不明白其问的轻重得失吗?并非如此。
他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着眼点在于：一个人怎样才能够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怎样才能够为自己捞到更多的好处。当了一辈子编辑，他认为做编辑还是自己最擅长的工作。而一个人只有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才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他才坚持，一定要留在自己能够“胜任”的编辑岗位上。
羞以先烈之子而自矜，欣以父辈之志为己志。
这就是王仰晨做人的原则，这就是他的品格。
政治的清醒，革命的自觉，工作的忘我和为人上的谦卑自牧，既表现在平常的日子里，更闪光在许多不平常的时刻。
重庆时期，向中央传递重要消息；“文革”时期密藏鲁迅书信、援救曹靖华，等等，已如前述。而作为一个编辑，在能力范围内，他也同样做出了一般人难以做出的贡献。比较典型的一件事情，是在周总理去世之后，出于对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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