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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有关艾滋病报道的发展变化
作者：庄永志
医务工作者等多方相关者的观念碰撞。
《走进文楼村》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河南文楼村村民因卖血大量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对后来文楼村等所谓“艾滋村”问题的提出与受重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性教育课堂》则介绍了一些中学开展性健康和性道德教育遭遇的尴尬。
其后播出的三期节目更以社会学家般的眼光，用近乎狭义的纪录片的镜头，让观众直视吸毒者、孕妇和性工作者这些特殊人群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问题。这三期节目中，《拯救吸毒者》呈现了美沙酮替代和清洁针具提供的尝试，《阻断》反映了母婴阻断试点的成效与困境，《同伴教育》则几乎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以“性工作者”而不是“卖淫者”的称呼直面这个高危人群的疾病防控问题。
从文化禁忌的层面看，最大的突破要数《以生命的名义》，节目从行为干预的角度人手，实现了对同性恋者特别是男同性恋者歧视的直接抨击，对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的正名自不待言。
在议程设置方面，《焦点访谈》则以调查性报道，发挥了舆论监督的独特作用。《如此采浆令人忧》争取隐性采访和公开采访相结合，披露了广东省德庆县单采血浆站违规采集血浆的情况。节目播出后，卫生部、广东省政府和省卫生厅立即行动：卫生部于节目播出当晚即派出调查组赴广州会同省卫生厅进行调查，广东省卫生厅则成立调查组，于节目播出次日展开调查。随后，卫生部等四部委在全国开展了为期一年的非法采供血液和单采血浆专项整治工作。
3、从抽象表态到故事叙述
在报道方式上，《焦点访谈》虽然在开播当年即开始进行艾滋病报道，但13年来，除了舆论监督报道，往往采取“说教式的编辑解说、专家讲解加官员表态”，很少以讲故事的方式展开节目，也缺少对某一议题的调研。偶尔采访某位患者或感染者，也只是让其作为受害者、感激者或忏悔者的代言符号，极少涉及其内心与经历。
而晚于《焦点访谈》两年开播且开播四年后才开始制作有关艾滋病问题节目的《新闻调查》，虽然也有主题先行的话题式题材和大而化之的报道，但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个人命运的记录、对内心深处的探询，为公众认识乃至感知有关艾滋病的歧视问题、患者的生存问题、致孤儿童问题、预防传染问题等，提供了充满人情味的典型样本。
《新闻调查》播出的《名誉的价值》，再现了山西一女性在被错误地确认为HIV检测呈阳性反应后遭遇的种种误解与歧视；《艾滋病人小路》则利用一报社记者长期跟踪拍摄的素材，直接呈现了患者小路从求治到去世的生命历程；《最后的警示》通过对被人称作最神秘的艾滋病感染者——黎家明的深度访谈，展示了一个感染者丰富的内心世界，黎家明的痛悔、劝诫之意令人动容，节目对艾滋病及其患者、感染者的“去妖魔化”作用不可低估。《艾滋孤儿的家》更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河南一感染者筹办的专门收养因艾滋病致孤儿童的民间机构的困境，节目播出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致孤儿童的空前关注，一时捐款达上百万元。
三、不足与改进
虽然《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凭借其国家电视台主流媒体的地位和25期节目的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传播了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传播的健康知识，宣传了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与行动，揭示了艾滋病防控的某些隐患，促进了公众对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理解与宽容，但从新闻专业水平现状、艾滋病的蔓延情势、专家和公众的批评与期待方面看，这两个栏目的艾滋病问题报道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和较大的改进空间。
1、问题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对照节目内容及其播出时间不难发现，无论《焦点访谈》还是《新闻调查》，绝大多数报道都集中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而且每期节目关注的议题，往往是当年甚至前一年卫生部等部委出台的相关规定的内容，这都体现了两个栏目独立引导议题意识的薄弱。
仅以2004年为例：这一年7月卫生部等六部委出台《关于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避孕套)实施意见》，《焦点访谈》于世界艾滋病日当天播出《推广安全套预防艾滋病》；这一年，卫生部等三部委成立了美沙酮社区维持治疗国家工作组并联合下发了《国家成瘾性药物依赖治疗指南》，《新闻调查》于世界艾滋病日前一天播出了反映试点工作的《拯救吸毒者》。尽管这两期节目都不是主管部门指定的宣传任务，但客观上仅仅呈现出报道内容对相关政策的解析。
到目前为止，对诸如大量感染者尚未发现(检测发现的感染者人数14.1万与评估感染人数相差约51万)、“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实不平衡(一些患者不能及时得到治疗，一些患者甚至感染者遭遇手术歧视)、非政府组织功效不彰等问题，无论平日还是世界艾滋病日前后均缺乏报道。
这些问题，恰恰是艾滋病报道问题域扩展所无法回避的。对这些问题的调研与呈现，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以药物问题为例：从健康维度，可以关注药物的研制进展，安全性和效果问题，过了专利保护期的仿制药的副作用和抗药性问题，等等；以公共政策维度，可以探讨以户籍为条件的药物提供如何使流动人口得到治疗，经费如何保障，如何尊重服药者的隐私权，如何保证参与药物临床试验的感染者和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在国际谈判与合作中如何处理强制仿制与专利保护的关系，如何惩戒贪读者，等等。
在信息源方面，《焦点访谈》更表现出对官方信息源的过度依赖，对困境中的患者、感染者及其家属的诉求和国际组织的建议极少呈现，对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和倡议则未见报道。
2、对感染者、患者及其家属的隐私权有所忽略
且不论卫生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国家教委、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有明文规定——凡涉及感染者、病人的个人情况，未经本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公开泄露，电视影像的遮挡必须可靠，即使从新闻伦理的角度看，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家人的隐私权也必须尊重，但遗憾的是，除了《新闻调查》的节目基本遮挡相关影像或虽无遮挡但声明当事人愿意面对观众外，《焦点访谈》则有一半的节目未对患者或感染者影像进行遮挡，也未向观众交代是否经当事人同意。
在今后的报道中，除非当事人明示，否则对感染者和患者及其家属的声音和图像一定要进行技术处理，直至熟识者无法辨认。
3、说教色彩浓重，宣传手段落后
一说到“宣传”，有人会想到“欺骗与鼓动”，其实，在著名的社会学家默顿和拉扎斯费尔德看来，宣传是“影响集体在有争议的问题上的意见、信念或行为的任何和所有符号体系。这些符号可以表现为书写形式、印刷形式、谈话形式、图表形式和音乐形式”。对艾滋病患这个充满了隐私、偏见、争议的题材的报道，当然是宣传。而人们乐于接受的宣传，是技术性的宣传或称事实的宣传。这种宣传有两个特点：一是“惊心动魄”(值得注意，可成为街谈巷议，可信)，二是让事实说话而不是宣传者说话(这些事实都是有价值取向的，但不是通过响亮的口号和直接的倡议来说服人们，而是让接受者自己做结论)。
对照这两个特点，《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的节目，尤其是前者，则充满了“宣传者说话”。两个栏目还应该在报道方式上继续改进，除了依靠狭义的一对一谈话式的采访之外，更应该运用记者的观察、体验、抽样调查、焦点小组访谈等方式，还应该在突出个案的生动细腻的同时，探索某一艾滋病问题的模式与结构。
面对艾滋病这种特殊的传染病，面对近年来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情况中对媒体和宣传工作的期盼、面对公众对艾滋病问题认知的偏差与歧视的存在、面对感染者和患者的工作与生活的挑战，新闻媒体理应以关爱、尊重、平等的价值观，以跟科技界、人文和社会科学界、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患者和感染者的良性互动，以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断发现被公众忽视的重要信息，以不断创新的报道方式和评论方式，为消除无知和偏见、为维护感染者和患者权益，承担起健康传播和公共教育以及舆论监督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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