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在韬奋精神鼓舞下前进
作者：吴道弘
集》时的那些日日夜夜，他像舞台上的演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为搜集材料而四处奔波，为分辑、加注而反复思考。正如他在书末的《说明与致谢》中说的：
选编一部文集，首先要了解作者思想发展的历程，必须搜求撰著译作成果，占有大量丰富材料，反复进行思考抉择，同时还须与学侣切磋研讨，并非适用数学中基本运算之一的数的加法所可济事的。这必须磋商释疑，解难补阙，回环求索，因而师友们的一切关怀帮助，出版单位的热忱关照，都是不能忘却的。(《胡愈之文集》第579页)
我记得文葆多次讲到：编辑一本专题文集，需要很用心的对待，也最容易看出编者的工作态度和水平。
三
文葆先生重新回到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岗位以后，除了完成繁重的审读、编书任务以外，还多次参加编辑出版的国际学术研讨，发表了精彩独到的演讲，促进了中外出版的交流与合作。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出版社倡议，创办一个宣传、介绍人物的专业杂志。1980年1月《人物》杂志发刊，这是新时期较早的人物传记期刊，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1988年4月底，文葆受《人物》杂志的指派，出席了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东西方传记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加拿大、朝鲜、西德、菲律宾等国代表。文葆以《最近十年来的中国人物传记》为题作了发言，着重介绍了我国人物传记的编辑出版情况，提出“不少传记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钻研史料浅尝辄止，写作基本功不过硬，‘左’的流毒和影响未肃清”。文葆以友好热诚的态度，充满信心地展望：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改革与开放的新时期。在澎湃的改革潮流中，人的才智和活力将会得到尽情的发挥，文学艺术也将获得相应的发展，可以预期英才辈出，人物涌起，为传记创作的兴旺和丰产准备了有利条件。
我们《人物》杂志非常高*与美国及到会的各地朋友们交往和谈心，使我们获得研究和借鉴的机会，对于促进我国的人物传记创作是十分有益的。我们乐意保持和发展这种学术联系。(发言的英文本收入《东西方传记》一书)
这篇发言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8年12月，“在太平洋时代促进东亚各国的协作”国际讨论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邀请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教授们参加。文葆作为中国代表在日本问题分组会上作了题为《近代世界史上日本的东亚政策及其未来》的发言。
时间过去不到一年，1989年10月，文葆再次应邀赴日本东京出席“出版科学国际论坛”第四届年会。这时日本出版学会跟我国编辑出版界开始有所交往。也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文葆结识了时任韩国出版学会会长的安春根教授与韩国出版界及大学出版、新闻学科的先生们。安春根还将其著作《杂志出版论》一书赠送给文葆先生。(十分遗憾的是，《杂志出版论》由朝文翻译家张明惠女士译成中文在1993年4月出版时，作者安春根先生已经在两个月前不幸逝世了。他为该书译本写下的《致中国读者》，竟成为他的绝笔!)这是促使中韩出版界友好联系的直接端绪。
最近几年，中韩两国出版界的文化交流合作、图书版权贸易及出版理论研讨更加频繁。由文葆参与编辑、写序的韩国著名出版家尹炯斗的日记《一位韩国出版家的中国之旅》中文本出版后，荣获亚太出版商联盟颁发的“2007年度亚太图书奖”金奖。著者通过这本书见证了中韩两国出版的交流与合作。
四
文葆先生是博学多才的编辑家，也是勤奋严谨的著作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的第一本短论文集《中国走在前面》，是由巴金先生亲自责编的。他说，我的这些短篇文字，有劳巴金先生认真校阅、检查清样，至今想来十分不安。他的谦逊与自省可见一斑。
在我的藏书中，有文葆相赠的书评集《新颖的课题》(1986年)、论文集《寻觅与审视》(1990年)、《板桥杂记》和《射水纪闻》(2005年)。特别是《射水纪闻》一书，充满文葆对故乡的深深眷恋，是他在特殊年代里写出的历史研究著作。
1923年文葆出生于江苏阜宁一个知书识礼的大家庭里，自幼天资聪颖，敬老爱幼，好学上进，做事认真，得到全家的钟爱和族里长辈们的青睐。他热爱家乡，对乡贤怀有仰慕之情。这种感情即使几十年以后，仍然会时时流露出来。有时他与朋友闲谈，偶尔会半开玩笑地用上海话说：“阿拉是江北人”。
在文葆的著作里，会找到他回忆故乡的文字：
我在少年时代，在黄海之滨一个冷僻的县城里，刚读完高一的时候，便开始接触了编辑工作。这完全是很意外很意外的遭遇。我哪里能想到，这次偶然的接触，竟然决定了我大半生的“天路历程”，使我饱尝了“知识之树”上的苦涩的果子。
邻居是一家承印民办小报的印刷所，有一部脚踏的四开机，按二十四盘序列上架的排字房。这个商报的主持人出身于本地诗书之家，不事生产，以书法清丽得名于桑梓。他的报社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原有的一位内勤编辑，不久前随着上海来的抗战演剧队北去淮海了。报社的社长和印刷所主人是我的父执，他们要我去暂时顶替那编辑的空缺。我居然做起编辑来了。
他还对那时的一段编辑生涯有清晰而深情的记述。其实，文葆那时才15岁，无意中竞和编辑这种行业结缘了。
“文革”期间，文葆身处逆境，被迫回到老家，乡人识与不识都对他同情与善待，暗中给予照顾。直到晚年文葆离休以后，还经常收到家乡的年轻人的信件，问暖嘘寒，或是请教各种问题。那时，文葆白天劳动以后，追忆往昔，思前想后，内心的活动是十分活跃的。他说：“窃思流离颠沛，志士仁人视为进德修业之良机，砺志发愤之正时，只须忘我忘家，切忌患得患失。”(《射水纪闻·自序》)在这种达观的精神和顽强意志支配下，他用文言体写出了三十多万字的乡邦文献历史研究著作——《射水纪闻》，实践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和“愿为国自爱，为吾桑梓自律”的诺言。
正如《射水纪闻》自序中说的：
洒扫之余，则以积习未除，闭户伏案，烯饰章句，采乡谈于毫端，编旧闻于楮墨。所记多属乡邦选事、闾史里乘；前人故事、地方利病，皆为昔日所见所闻，或前辈学长谭告。爰就人之所忽者聊记二三，以显微阐幽，纠缪正讹，不致贤者泯没，风流歇绝。或忆往日所读典籍，择其涉及吾江淮间旧事者，综合而述之，以印证予历年之闻见。所记虽微末之事，亦必细察而考之，必欲得其情实。始援笔书之，或可为郡邑志乘之助也。(《射水纪闻》第2页)
曲家源先生在《射水纪闻后叙》中是这样评价的：
读《射水纪闻》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把敬乡怀旧之心具体化为对家乡历史文物的珍重。爱国的感情，首先就表现为爱家乡的感情，爱家乡的一草一木，爱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和他们的创造。《纪闻》不仅追寻纪录了众多历史人物的业绩，而且寻访抄录了若干已经散失难觅的家乡文献，如《虾沟里乘》、《野叟联语》、《湖乡文献序跋》等，这些都是了解地方历史，编写地方志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些都是依手稿抄写或据口传记录的，很能看出作者对家乡的拳拳之心。……要而言之，《射水纪闻》是一部恭记家乡人事的敬乡怀旧之作，一部存实证史之作，是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在困境中不甘沉沦的发奋之作。(《射水纪闻》第358-360页)
2006年3月，国家图书馆为收藏《射水纪闻》而颁发给作者戴文葆的荣誉证书上写着：“您的赠品丰富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为读者提供了新的知识信息。特发此证，以资谢旌”。这既反映了《射水纪闻》的出版意义和价值，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文葆先生的精神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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