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三十年文化出版的回顾与反思
作者：俞晓群
年代的这一张书单，已经加大了这个年代的文化变数，也加快了流行频率，王蒙先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余秋雨带来10年以上的辉煌，其他的人呢?
新世纪畅销书的出版情况，看上去更加符合现代流行与时尚的定义。人们的注意力像走马灯一样晃来晃去，2000年的痞子蔡、韩寒，2001年《我为歌狂》、《哈利·波特》，2002的几米绘本、奶酪、菊花香，2003年《幻城》、《我们仨》，2004年《狼图腾》，2005年《达·芬奇密码》，2006年《品三国》，2007年《于丹(论语)心得》，每年还有一大串畅销书目、数据、分析、评论，我们的操作，看上去越来越像美国纽约时报的书评版了。
对于这些书，读书的行家止庵先生说得好：“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此语听起来很有哲理。他把我们的思绪引向另一个重点问题，那就是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否可以说，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三次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是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其中登载李洪林的一篇文章，原题为《打破读书禁区》，范用先生将它改为《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是“阅读界”思想解放的先声，它的进步意义无须赘述，它带来的书业繁荣也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充分体现。
第二次是1989年4月，《读书》杂志刊载柳苏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此文一发争议颇大，面上是讨论董桥文体的问题，深层却是关于“阅读”目的性的反思。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普通读者》中的一句话：“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这样的观点，在后来沈昌文先生编辑“读书文丛”、“书趣文丛”时，阐释得明明白白。应该说，这是在阅读的意义上，又一次思想解放。
第三次是2003年11月，《新周刊》的封面上印着几个血红的大字“无书可读”。刊中侯虹斌的主题文章《无书可读的三种说法》，从两千三百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的一声喟叹说起，列出了一串旷世奇才的名字：达·芬奇、斯宾诺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陈寅恪、钱钟书、顾准……他们在所生的时代，超越了前人的思想，都有“无书可读”的困惑。遗憾的是，新世纪的“无书可读”却不是大师的体验。而是平民的实践。我们可以说，这是“分众”的结果，这是“速食”的结果，这是“功利”的结果。究竟是什么结果呢?这就是我们30年来追求的结果吗?
30年，漫长而充实。即使许多东西会被忘却，但与出版息息相关的文化、畅销书、阅读这三条线索应该是清晰无疑的。首先，文化是出版的命脉，它引领着出版前行；出版是文化的助动者，将文化发展推向理想的彼岸。其次，畅销书是个非常商业的概念，做畅销书必须坚守“文化”的理念和宗旨，因为“文化是出版的命，出版的魂”。最后，在阅读的意义上，畅销书的繁荣与目前“无书可读”的现象，形成了巨大的反讽。它实际上是在提示我们，今日出版的理论与实践，确实遇到了新的挑战。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前行，——做有文化品位的、能够引领阅读潮流的、受大众或各类分众群体欢迎的好书。这就是我对“30年文化与出版”的回顾与反思。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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