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编出好书：编辑生涯最惬意的回忆

作者：李人凡

一本好书奖。在激烈的竞争中，各出版社一心一意谋发展，夯实基础，打造品牌，扩大影响，壮大实力。这个阶段，各个专业出版社脱离原来人民出版社的母体，各自寻找地皮盖起了自己的出版大楼和职工宿舍。一时间，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气派的建筑拔地而起。更有吸引力的是，接力社率先提出了出版发展的“五个一”：每个编辑一年一套好书(包括获奖、畅销)，社里奖励(补贴)一台电脑，一辆摩托车，一部电话，人人分配一套房子。这个标新立异、独立特行的举措，又在全国出版界引起了震动，羡慕者有之，质疑者有之，等着看栽跟头的也不乏其人。接力社埋头苦干，上下一心，始终挺立在出版改革的潮头。
　　这个时期，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改善了，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如考虑整个广西出版发展的战略明显不足了。出版的智慧缺乏公共话语平台来激活，出版的资源缺少整合和深度开发，立足全局，面向全国竞争，如何有效地培养后备力量和发展人才，各社力度不一。
　　这个时期，广西的对外版权贸易在全国率先开展。每年，出版局都组织各出版社社长总编们参加海外书市或版权洽谈。这样的出访，人员不断扩大，副手们、编辑室头头们都有机会出访。最值得记叙一笔的是我到教育出版社不久，就和台湾海风出版社谈成了一笔大版权，我们推出多年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选讲》，台湾买了版权，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四十多册，两年出齐。鲁迅、郭沫若的作品第一次成规模在台湾地区发行，当年就重印了几次。接着，四十多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欣赏》台湾也买了版权，更名为《中国古代文学走廊》，印刷精美，装帧大气，让我们看到了差距，也为今后出版设计升级换代提供了参照物。这期间，广西各社都有版权输出，版权引进赢了大利的，当数接力社。这个时期广西的版权贸易，在全国算是先进的。出版界称誉的“广西现象”，至今仍是人们乐道的一个话题。
　　进入21世纪，出版业迎来了改革攻坚战。各出版社改革的力度有大有小，迈出的步子有快有慢，出版已经打破大体整齐划一的局面，强者渐强，弱者渐弱。原先专吃教辅、以一两套丛书风云一时的出版社出现了危机。只有改革才能前进，只有创新才能壮大，这个朴素的真理考验着每一个出版人。这个时期广西各个出版社都在谋发展，但已参差不齐。昔日“广西出版”的光环已不复当年景象。但灼灼放光的，仍有两颗耀眼的星星，一个是接力出版社，一个是广西师大出版社。他们在各自领域，在全国出版界，业绩骄人，为广西争了光。考其持续发展的奥秘，我以为班子稳定、务实、创新、一心一意谋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条。李元君从创办接力社当社长，一直当到退休，广西师大社几十年也只换了两任社长。班子稳定，就有长线安排，有重大工程的开展。职工们也有一个长期考核的对象，有一个放心的带头人。反观有的社，十几年换了七八任社长，板凳未坐热又走人，谁都无心搞基本工程。精品图书的打造是耗时费力的。频繁换将，思路变换不清，受损的只是出版事业。有的出版社交流来的社长不求上进，不精业务，不思改革，做“一天和尚”的心思很明显。这更是出版的大忌。
　　这个阶段令我最留恋的是和全国优秀的专家、教授打造了一套《新语文读本》。这套全新的中小学生人文读本，开全国课外阅读经典风气之先。丛书的编辑、宣传、推介、营销一条龙，全社上下一条心。新书一上市，我们率先在上海召开发布会、研讨会，到会的专家、学者、老师一致推崇，《文汇报》、《新民晚报》刊文评介，一个发布会下来，就拿到了四万多套的订数。为了推广这套书，我和丛书主编、编委先后在上海、北京、南京、长沙、武汉、重庆、广州、福州、西安、南宁等城市开研讨会，《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主流媒体发表书评几十篇，中央电视台两次播报。“非典”期间，山西省教育厅选择该书作为“空中课堂”学习内容。该书连续几年销售旺盛，至今修订重印，累计码洋过亿元，成了教育社的品牌，成了全国同类书的领头羊。
　　一个编辑终其一生职业生涯，能编成一两套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赢得利的书，实属不易。回首三十年出版改革，我有幸置身其中。有幸得到广西的大环境、全国的大气候的熏陶和影响，出了几本好书，这是值得欣慰的。每当深夜苦读，浓茶青灯，扪心自问，更是深深感激广西同行给予的理解和提携。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夫子说过：“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夫子的学生有若则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圣哲之言，不若春风细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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