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编出好书：编辑生涯最惬意的回忆
作者：李人凡
1982年，我从学校调到广西人民出版社，正赶上出版改革的第一个高潮期。初沐改革新风，出版社上上下下一派新气象。当时出版社一百多号人，挤在一个院子里，五层办公楼满当当全是人和书。办公楼坐落在南宁的邕江边，开窗面江浦，出门江边游，环境十分幽雅，是一个书香浓郁的好环境。一楼是行政、生产部门，包括出版科、发行科，二楼是社长、副社长办公室，还有校对科、财务科，三楼是政治编辑室、青年编辑室、哲学编辑室，四楼是文艺编辑室、美术编辑室，五楼是少儿编辑室、资料室、大会议室。科技编辑室另在一栋二层小楼。每层楼只有一部电话机，就近的编辑成了传呼员，每每电话铃响过，大呼小叫的人名就传遍了整层楼。每间房的办公桌，多则四五张，少则两三张，就连社长办公室也一隔为二，里边办公，外边接待。各科室样书从室内堆到走廊，只有未编好的书稿码得整整齐齐的，放在编辑手边的小书架上。挤是挤了点，但是大家乐呵呵的，每天都有条不紊地审稿、改样。社长主任们经常到各科室串门、聊天，工间操时间一起和大伙在院子里伸伸腿、弯弯腰。盛夏时节，厨房熬好了降温的绿豆粥，每人拿出大口盅、搪瓷碗，四处分散开来，或靠在大树下，或蹲在花坛边，美滋滋地品尝着。碰上疑难问题，三五人围在一起争论，连粥都顾不上喝了。那时全社只有一部广东产标致，一辆日本丰田中巴。办公室只有电风扇、木头靠背椅，连木头沙发都少，上下班全是自行车。大家并不觉得寒碜，一门心思只想编好书。各个编辑室的头头脑脑，都是拿得出摆得上台面的人物，光美术室画家就有七八个，文艺室作家也有两三个，大家知根知底，和谐融洽，积极上进。
按照惯例，初到出版社都要到印刷厂见习，熟悉出版生产的各个环节。我去了一个星期，因此结识了民族印刷厂的厂长，生产科、印刷、装订车间的工人。这段经历挺宝贵的，到20世纪90年代参加书市要赶出书，往往一个电话就排上队了。要插队抢时间的，去到工厂，厂长车间主任们也大都会照顾。我当时分在少儿编辑室，负责编教辅图书。1983年编了一套《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按文体和内容分成七本，一征订，几十万套。1984年评了个“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算是广西出版界拿的第一个全国奖。编了一本《当代中国作文教学风格流派》，连港澳台都购买了。我自己写了一本《小学升初中语文总复习》，一征订，居然一百多万册。五年时间，年年修订重印。还主编了小学生练习册，全广西小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当时社会风气正，好读书、求知识的氛围很浓郁。文艺编辑室编印琼瑶的著作，订货商直接拿蛇皮袋、密码箱提现金来订书，人民币堆在财务科桌子上，数都数不过来。当时少儿室编印一套《接力书信选》，发动全国中小学生给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优秀教师写信，由出版社代转。每天收发室收到全国各地中小学生的书信，最多时一天三、四箩筐，最少也有一个麻袋。
这里最值得提及的有四本书。第一本是文艺室编的《黄埔军校名将录》，收录了国民党军中的抗日虎将几十人。第二本是《李宗仁回忆录》。第三本是《白崇禧回忆录》。这三本书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港台的报纸发文说：共产党正视历史，真正表现了改革开放的大气度。不少黄埔名将的后人辗转从海外来信购买该书。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先生还从台湾把他的著作拿来给家乡的出版社出版。第四本是《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作品集》，是中央美院老师的作品，原先征询了数十家出版社，无人敢冒这个险。美术编辑室的唐石生主任征得社长同意，拿下了这个选题，从作者交画做胶片到出书，短短18天，推出了一本精装人体大画册。1987年1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同时销售大画册，在零下十多度的寒风中，排队的人群长达两公里，画展和画册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文化事件，轰动了京城，也震动了全国出版界，该书被誉为推动了全国出版界的思想解放，成了广西出版界骄人的标志性作品。
80年代初，住房条件差，编辑们大都一家老小五六口人。挤在两房一厅，紧巴巴的。夏天的南宁，热得像火炉。下午下了班，三朋四友跳入江中游泳。晚上无法入睡，就和几个老编辑、青年编辑，扛起竹席上到五楼顶，摊开竹席仰天八叉，海阔天空地神侃。头顶满天星斗，耳边江涛阵阵，周边凉风习习，这天然的大空调，把一天的疲劳吹得无影无踪。想起小时候在家乡的瓜棚夜话，小河夜泳，如今的楼顶清风明月任消受，却也另有一番情趣。
80年代中叶，出版迎来了深化改革的大好时期。广西和全国一样，各个专业出版社纷纷另立门户，独立经营。自谋发展，中国的出版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原来的编辑室升格为专业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们纷纷当上了社长、总编。有的资深编辑当上了副社长、副总编，一批青年才俊当上了编辑室主任。分家伊始，新社刚立，各社都在抓业务。社长三天两头开会。争论最大、矛盾最尖锐的首当其冲是争教辅选题，争乡土教材。接力出版社争小学六年制的，教育社只拿到五年制的，外加初中一部分语文、数学、外语教材教辅，师大出版社又来瓜分初中高中版的，美术出版社争习字、美工，科技出版社争计算机和科学种植养殖。教辅分工甫一商定，更隐蔽的冲突接踵而来。有的专业社不管出版局怎么分，他们敏锐地觉察出教育厅的态度，抢先和教育厅、教研室、勤工俭学公司合作，推出变通的版本。有的社不甘心，大显神通，分兵下乡找各地市教育局，美之日“农村包围城市”。一场剑拔弩张却义彬彬有礼的教辅争夺战打得热火朝天。教育部门坐收渔翁之利，出版社成也教辅，败也教辅。广西如此，全国皆然。这场大战，时间之长，耗费人力物力之多，对出版的影响之深，为出版史上所少见。
1987年，我调到教育出版社当副总编，走马上任，立即下乡抓教辅。我依仗同学、熟人的便利，拿下了广西玉林、南宁、柳州几个市。前脚刚走，后脚马上有师大社、接力社、科技社跟上。争夺战从出版社打到教育局，从一套练习册打到各类试题集。这时，我们跳开中心城市、富裕地区，派兵深入到与广西接壤的滇、黔、湘、琼、粤等边远县市，一时也拿回了不少的订数。那几年，我会同发行人员和各科编辑，跑遍了全广西89个县的教育局和新华书店。不少边远县城的同志很感动，说从来没有出版社的人下来过。我们每到一处，土茅台酒、山珍野味一端上桌，那是不醉不报订数。
这边厢是教辅大战，那边厢总得寻找新思路，提高起点，亮出特色。这个时期，我们推出了汉字研究新视野丛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导读点评本系列，这两套书分别获得了中国图书奖，长篇小说《台湾风云》、《中小学生禁毒读本》分别获得了“五个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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