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研究曾国藩
作者：唐浩明
曾国藩这个人我不陌生，从小时读近代史，就知道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反动头子，稍后还知道他的头上戴着三顶铁定的帽子：汉奸、卖国贼、刽子手。我也知道，过去出过《曾文正公全集》，是一部颇有名气的书。那时是1984年，“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八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大变化。在我的思想里，曾国藩虽不在正面人物的范围内，但他的确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文字作为了解那个时代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学术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既然有全集在先，重新再出版，也不是很难的事。所以，当我在应承下来的时候，心情是轻松的。然而，随着这项工作深入进行，才知道事情远不这么简单。
首先，我们将要出的《曾国藩全集》，不是过去的《曾文正公全集》加上新式标点后的简体横向排版，而是根据省图书馆所藏原始史料的重新编排。说起这些史料的收藏，也颇带有传奇性。
曾国藩是一个档案意识很强的人。他的所有文字，即便是家书、日记这类纯属私人性质的东西，都留有副本，尤其是他后来身为带兵统帅，常年处于战火之中，更是留心录副与保存。有专人替他将一段时期的公私文字。送到他的老家加以收藏。他身后，长年留在他身边的文稿、文件与图书，也被一并运回老家。曾氏后人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雇有专人看管，世代珍藏。1949年以后，他的第四代孙曾宝荪、曾约农姐弟，曾将曾氏父子的部分亲笔文字带去海外，其他大量的文档则留在老家富厚堂。经当时省政府中有识人士的保护，这批文档逃过了险遭焚烧的一劫，被安全运到长沙的省图书馆。又因这批文档不被重视，存下后就不再被人理睬，而侥幸躲过“文革”破“四旧”的大劫，终于度过百年沧桑，等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我用一辆板车，将社里唯一的一部复印机运到省图书馆。社里派出一名复印员负责复印，我则在图书馆里的一问矮小破旧的库房里，寻找和翻阅那些需要复印的文档。百多年下来，当年那些文档大多已经发黄、变硬，有的还被蛀虫蛀得支离破碎，每翻开一页，都得格外小心。而且喉鼻往往被随之而来的霉味呛得极不舒服。工作环境既不好，进展又慢，足足印了三四个月，才把除奏折外的该收入全集的资料大致复印完毕。
当时，由出版社出面，组织了一批文史专家。对这些文档予以整理。为了更好摸清这些材料的具体情况，我自己动手，先行整理曾国藩的家书。
曾氏的家书是其全集中一个重要部分，名气很大，版本也最多。对于我们所编的这套新版全集来说，整理这个部分，颇有代表性。我将可以找到的版本尽量找来，一本本地阅读比较，最后确定，以曾氏故居富厚堂所藏的抄本及原件作为基础，以光绪二年家刻本及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作为第一参校本，在此基础上，再广泛收集百年来发表与未发表的其他曾氏家书，作为补充。只要是曾氏所写的，全与不全，都一概收进而不遗漏。这个方案，后来就成为整个曾氏全集新版本的编辑总则。
经过一年的努力。新编曾氏全集的家书部分出来了，足足有100万字，是光绪二年家刻本的两倍多。为方便读者阅读，我还为每篇书信写了提要，书末并附有人名索引与内容主题索引。捧着刚出版的两大册家书，我有一种欣慰感。不料，就在这种欣慰感还没有消退的时候，便遭遇了风暴。书上市没有几天，《湖南日报》便在重要版面上登出一篇大文章，强烈责问“谁在为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字里行间火药味十足。我心里有点紧张，参与曾氏全集整理的一些专家也纷纷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背景吗?
我连夜到省委宣传部一位领导家里，整理出版地方文献这摊子事归他管。这位领导说，据他所知，这篇文章的后头不可能有什么背景，劝我们不必太在意。接下来。并没有看到后续的文章，也没有接到来自领导部门的所谓打招呼之类的话，于是大家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不久，海外却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美国纽约《北美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题目叫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副题为《评中国重新出版<曾国藩全集>》。文章说《曾国藩全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区的标志，也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确实比过去大为开放了”，“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
来自海外的这种出乎我们意料的热烈反响，对《曾国藩全集》的整理出版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从那以后，也很少再见到指责这桩事的文章了。
我在整理出版曾氏家书的过程中，先后对他的一千四百多封家书读过四遍，越读我越觉得曾国藩这个人，与我过去脑中的那个反面人物形象的距离越来越远；反之，他家书中的许多言论，倒是与我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接近。这是为什么?曾国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对曾氏这个历史人物，人们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除开功利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我决定自己来作一番考察与研究。
我因此阅读大量的相关史料。把与那个时代有关的书籍，无论正史野史，都尽可能地找来阅读。我的编辑工作则逼迫我必须一字不漏地啃读曾国藩本人所留下的一千多万字原始材料。这种笨拙的读书方式，让我看到许多历史的细枝末节，而这，往往被不少以研究为主业的历史学家们所忽视。
曾国藩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很重痕迹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思想和行事都很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千余万文字，作为史料来说十分丰富，作为辨识他的空间来说，也显得辽阔深幽。我对他的认识过程，是一个步步深入的过程。
从1986年到1993年，这期间我曾写过十多万字的研究曾国藩的文章，其中主要的有《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及知人善用》、《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因》、《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辨》、《含雄奇于淡远之中》、《曾国藩的生平与事功》，等等。这段时期，我对曾氏的研究，偏重于宏观方面及以往人们所谈论得较多的方面。通过这段时期的研究，我对曾氏的总体看法是，他既不是先前人们所说的“一代完人”、“千古楷模”式的圣贤人物，也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汉奸、卖国贼、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的悲剧内涵的历史人物。细细品味他留下的文字，可以发现他的内心深处是悲凉的，是抑郁的，他的苦多于乐，忧多于喜。这种气氛的强烈，远远超过其风光、荣耀的外在表现。
他的悲剧，不是像晁错、韩信、岳飞一类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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