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郁达夫的编辑实践
作者:林荣松
说《少年漂泊者》发表。其时革命文学还没有流行,蒋光慈的文风大为一般人所不满,郁达夫“一方面安慰激励他,一方面催促他用尽苦心,写几篇有力量的小说出来,以证明自己的实力”。郁达夫还在自己所编的《创造月刊》上发表蒋光慈代表作《鸭绿江上》,写了读后感,认为作者有一定的文学功力,但作品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情感”,因而削弱了使人“激动”、“兴奋”的力量。对于文学青年的作品,郁达夫总是毫无保留地提出具体中肯、有时甚至是一针见血的批评。他在评徐祖正的《兰生弟的日记》时,认为作品尽管技巧不足,仍不失为“一部极真率的记录,是徐君的全人格的表现,是以作者的血肉精灵来写的作品。”在《<惜分飞>序》中认为,王余杞的这篇小说“是力的文学”。在革命文学盛行的现在,虽无“口号”、“手枪炸弹”、“杀杀杀的喊声”,“你却能不知不觉受到它的感动”。其原因就在于作者用“直诉诚挚的心打动了读者的心”。在《读刘大杰(昨日之花)》中指出,作者具有“陈述”想提出的问题的素质,而描写细腻心理非他所长,希望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选出几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物来。在为白杨《爱情的梦》作序时,称小说“最显著的地方就是作者态度的率真”,最感动的地方就是情感价值的结构技巧,不足之处则是“缺少一点文采”。郁达夫还结合自己的创作甘苦与经验,写下大量深入浅出的文论,大到宏观理论,小到具体技巧,有的放矢地指导文学青年。
郁达夫热心指导扶持青年文学社团的工作,帮助支持他们的刊物出版。1925年在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职上,给予国文系部分师生组织的“艺林社”以指导帮助,介绍《艺林旬刊》附于北京《晨报副镌》出版。1926年11月15日致函天津《庸报·玄背》社,对《玄背》青年作者予以褒奖。1927年1月10日在《关于编辑,介绍,以及私事等》一文中又对京津青年自费出版的刊物《玄背》作了热情介绍。同年还与几个文学青年合办过《民众》旬刊。1928年3月将《达夫代表作》1 000元版税全部提供给太阳社做活动经费。1930年9月为福建《小民报·新村·每周文坛》“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特辑”开列自己喜爱的文艺读物。1933年3月、6月在《青年界》连续发表《略举关于文艺批评的中国书籍》、《关于文艺批评书目举要》等。1936年在《宇宙风》撰文推介“我爱读的书”。为有效提高报刊的活力,使报刊和作者、读者贴得更近,真正成为作者、读者的报刊,他会适时在报刊上组织多种活动,如1936年在《论语》上开展…鬼故事“号征文”、“‘家’的专号征文”,1941年在《星洲日报》和《总汇新报》发起“马来亚一日”征稿活动。此外,他还时常为新刊物、小刊物撰稿,或把自己的新作交之发表,以提高刊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郁达夫的编辑实践,从始至终彰显着热情率真的鲜明个性。
其一是披沙拣金,以质取文。
郁达夫深知编辑要有奉献精神,用他的话说即“以汗水来作天才的养乳”。郁达夫认为编辑应尽的职分,是“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对人无好恶”,不拘门户以质取文。而当一个好编辑,“看稿的时候原须不忘教,也须不忘学,教学并进、竭尽全力”。1939年2月26日郁达夫在《看稿的结果》中,坦率谈了接编刊物两个月来所看的两千余篇稿件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主题,我们写的时候,可以从许多角度来写的,而南洋的作者,却只是从正面入手的居多”,“许多投稿者,似乎很不注意于文字的洗炼的”。并认为“补救这一缺点的一剂对症药”是“眼到、心到、口到:多读、多写、多想、多改”。此前1月12日他在《希望于投稿诸君者》中希望投稿者“扩大写稿范围”,“于游记、随笔、速写、论文之外”亦可以从“书评、人物论、报告、图书(木刻、照相)等方面”努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郁达夫在执笔的大量编辑余谈、发刊旨趣一类文字中,郑重声明“我自己若有拙作,当另刊于此栏之外,免占投稿诸君的篇幅”。又诚恳表示“若有不到之处,责任应该由我负责”,“若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则是他人的功劳。他不轻易改动来稿的文字,一旦改动总能使作者心悦诚服。还经常约不能发表的稿件的作者面谈,这是许多编辑很难做到的。一个大作家,在流亡时期,能如此认真负责、披沙拣金地审阅处理众多稿件的并不多见。凭这一点,足以感动和鼓励文学青年像他文中所希望的那样“下死功夫”、“用全心力”来写作了。
其二是纯真唯美,彰善瘅恶。
郁达夫有自己的审美原则,衡量标尺是情感的真与艺术的美。这也是其编辑思想的精髓。郁达夫曾表白说“平生的信条,第一是‘被催逼出来的文字。决不是好作品’”,认为“言为心声,不管是如何矫柔造作的人,在文章里,自然总会流露一点真性情出来”,而“批评作品的好坏的标准,是‘情调’二字”。郁达夫不满于中国“唯独文章一事,却每是规规矩矩,数千百年,如出一辙的”。他认为“从中国出版界的流行,可看得出来的一个最大的弱点,是中国人的没有创造精神”。他眼中“粗纸滥印的一折书的出现,和高价大部的古今类书的再兴”,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出版现象,而且是中国社会“衰颓的极边的一个证明”。郁达夫彰善瘅恶,从不放弃为人为文的原则。郁达夫与文学青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外乎做人与作文。在他看来,做人与作文是文学青年健康成长的两块基石。文学追求真、善、美,不会做人或不会作文,都不可能写出好作品,成为好作家。在应《学校生活》之约而写的《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中,郁达夫指出“只一味的打算避难就易,成一个作家,以冀得名利双收,那就更不是前进的青年所应有的态度了”。在为《读书月刊》所作的《学文学的人》中,要求学文学的青年首先应重视“本于天性的一种基础”,其次“要有牺牲的精神”,然后才是精通文字,熟读中外文学作品、要有主见等等。《创造季刊》创刊号上,他坦率谈了编辑体会,对杂志比预告延期出版“不得不道歉”,表示欢迎“外来的对于各种创作的批评稿子”。据1927年3月28日日记,创造社几个青年办的一个“不成东西的半月刊”就被他停止过。对那些投机取巧者,他曾写下《私窃创作原稿者赐鉴》。此文虽因误会而起,但可见其对剽窃行为深恶痛绝。作为名家,能够这样提醒和要求文学青年,使他们明白文学之路的艰辛与责任,比简单地灌输文章系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说教,显然要切实和有益得多。
其三是真诚无伪,平易近人。
郁达夫是名家,却毫无名家的架子。他最看不惯的是规行矩步,体现出不同于人的人格魅力。郁达夫和人交往可以肝胆相照,不拘小节,“总是那么率直”,“坦率到可以惊人”。1924年11月,在京求学刚学写作四处碰壁的沈从文慕名求助郁达夫,郁达夫即给予真诚的关心帮助,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便是写给沈从文的。只有像郁达夫那样吃够了卖文为生苦头的人,才会鼓吹文学青年不事学业,去“偷”去“抢”。因为“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米的么?”这是辛酸愤懑的倾吐,也是对不合理的社会的控诉!郁达夫曾说过:“表面上看似与人生直接最没有关系的新旧浪漫派的艺术家,实际上对人世社会的疾愤,反而最深。”这话可以作为愤世嫉俗之“公开状”的一个注脚。诚如王任叔所说“达夫是一个容易披肝沥胆的真情男子”。陈翔鹤、冯至、凌叔华、许杰、黎锦明、谢冰莹等人初识郁达夫,对他的平易近人、热情待人便有深刻印象。“他对人之真诚无伪,与乎心有所感便不能不言,言之又必一点一滴的都不肯隐藏,大概都是可以马上令人感觉到的”,“对于真正‘后辈’的青年人却一点先辈架子也都没有”,“从不曾对我们往访者板起面孔,说过一次教”。正因为他“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到什么便说什么”,才会“使人一见了面便不能不爱”他,想同他“多多亲近”。这就是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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