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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编辑实践
作者：林荣松
郁达夫的编辑生涯始于1921年。20年代创造社时期和30年代末40年代初流亡新加坡时期，是他编辑生涯的两个重要阶段。郁达夫堪称编辑奇才，同时编数种报刊对他是常事。约稿、改稿、写稿、发稿，写回信、写启事、写序跋、写社论、译电讯、看大样、筹经费，与编辑、作者、读者联系沟通，乃至接待来访者，凡此种种，事必躬亲，总能用心去做，而且游刃有余。
1921年6月8日部分留日同学在郁达夫寓所举行会议，正式成立创造社。会上决定出版《创造季刊》，选定了《创造季刊》第1期稿件，拟定了第2期内容。1921年9月郁达夫由日返沪，负责《创造季刊》的编辑出版事宜。他撰写了《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创造社奋起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为筹措办刊经费他应聘到安徽省立法政学校任教，不辞辛苦奔波于上海安庆之间。同时亲自动笔为《创造季刊》创刊号写了小说《茫茫夜》、评论《<一个流浪人的新年>跋》、《艺文私见》及《编辑余谈》。其编辑能力、工作效率和敬业精神大受郭沫若等同人赞赏。1922年5月主编《创造季刊》。1923年5月促成《创造周报》创刊，力主在《中华新报》开辟副刊《创造日》，并撰写发表了《创造日宣言》，谓其宗旨是“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更想以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造文学和介绍文学”。1926年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并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强调办刊的使命是：“在一个缺憾很多的社会里，补上一两个窟窿，或者将外面的纸糊的表面打破一两个……”1928年主编《大众文艺》，在创刊号发表《大众文艺释名》，指出：“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大众文艺》郁达夫主编了4期，每期都写稿，写《编辑余谈》，停刊前又作《最后的一回》向读者告示。同年与鲁迅合作创办《奔流》月刊，与钱杏村合编《白华》半月刊。此后还担任过《太白》、《论语》、《抗战文艺》、《新消息》等刊物的编委。
1938年郁达夫到达新加坡，想为抗战在海外建立一座文化中继站。当时的新加坡受战事影响，可以说是文化的沙漠。从1938年12月到1941年底，郁达夫先后负责主编过《星洲日报》晨版的《晨星》副刊、晚版的《繁星》副刊，《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周刊、《教育》周刊，《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专栏，《星槟日报》的《文艺》副刊，《星光画报》的文艺版，《星岛时报》，《华侨周报》等11种报纸副刊和杂志，最多同时编八种，最少也有三种。所有这些他都并非挂个虚名，有时甚至没有助理编辑，而是从组稿到出刊。包括和南洋及国内文艺界、新闻界通信约稿，给读者、投稿者回信，都要自己动手。遇到稿件不足，常常亲自动笔，根据组稿要求缺什么写什么。1940年8月3日到10月25日郁达夫兼任《星洲日报》代主笔期间，已发表的不署名社论就有30篇，平均约隔日一篇，有时同一天在自编的副刊上还另写一篇署名文章。在《星洲日报》当过校对的何克铿先生曾著文回忆。他看到几乎每篇稿上都有编者用红笔改过的字句。当时欧战紧张，太平洋风云险恶，敌我战局政治经济因素复杂，英美苏关系变化微妙。为鼓吹抗战、宣传救亡，他每天上夜班看最后新闻电稿，继之下笔写社论，等看完清样付印总在凌晨了，而白天还照常参加社会活动，每天平均伏案工作十小时以上，笔耕四千字以上，熬夜编刊已成为家常便饭，这位大作家成了报社的头号大忙人。
就郁达夫的编辑生涯看，认真、勤勉、敬业固然重要，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值得称道。纵观郁达夫一生，有一条淹没不了的始终一贯的热爱祖国、关注民生的主线，而且越到晚期越显执著。在因故人附逆有感而发的题为《“文人”》的文章中，郁达夫给“文人”下的定义是：“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还经常劝诫文学青年保持“高尚的灵魂”，“过健全的生活”，希望他们“发扬光大我国文化及民族意识”。这实际上正是他自己为人为文的准则，也是他编辑生涯的生动写照。
郁达夫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中十分重视培育青年作者，经他从来稿中发现并不断联系指导而后成为著名作家、诗人、撰稿者的，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名字。郁达夫热心提携新人有口皆碑。当年经常投稿的青年作者众口一词说郁达夫“很喜欢提拔后进的写作人”，“对青年投稿者特别爱护”。王余杞在《“送我情如岭上云”——缅怀郁达夫先生》一文中，曾用“平生风谊兼师友”形容郁达夫，颇能说明问题。
郁达夫也曾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深知写作的甘苦、发表的不易，也体验过作品第一次被印成铅字时的狂喜。有过这样的经历，郁达夫对鲁迅所说的“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深有感触。他身体力行，始终不忘追随、敬慕、求助于他的文学青年，“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1924年郁达夫就有过和鲁迅先生一起介绍青年作家作品的打算。他说：“……我在北京，屡次和鲁迅先生谈起，想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着来翻着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间有可取的作品，就可以为他们表扬出来，介绍给大家，可以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创作。”以鲁迅的地位和郁达夫的身份，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对发现人才、奖掖后学，自然大有好处。遗憾的是，由于1925年2月郁达夫去了武汉，翌年鲁迅也南下厦门，而终于未果。不过在去武汉之前，郁达夫还是把自己熟识的部分文学青年引荐给视为知己又十分推崇的“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鲁迅。
为新人新作的面世，郁达夫不说殚精竭虑，也确实费了不少心血。为了帮助文学青年古建业发表处女作，“教他改了两三回”，又向多家刊物“介绍过好几次”，实在无人愿发，就在自己所编的刊物上“为他发表了”。为培养青年诗人冯蕉衣，他每每将其诗稿稍加修改后发表，又时时当面指点。冯因贫病交加早逝，郁达夫迅即在《晨星》刊发“纪念诗人冯蕉衣专辑”，后又为其遗诗的出版写了情词恳切的序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对蒋光慈及其创作的指导帮助。早在1925年蒋光慈刚从俄国回来，作品还未问世的时候，郁达夫就主动接近他，想拉他进正在经营的创造社出版部。同年蒋光慈的诗集《新梦》出版，第二年又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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