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直播报道中存在问题分析
作者：王志安
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是最好的方法，现场直播效果最好。
二、新闻报道方式亟待改进
在这次直播中，同时也暴露出央视新闻报道方式的陈旧。央视在多数灾难性报道中，都是以救灾和在救灾过程中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为主要对象。真正受灾的主体——灾民，在新闻报道中却成了配角。如果拿央视的新闻与平面媒体的报道相比较，就会发现，平媒更多地是将新闻视角放到了灾民身上。这些灾民因为地震而被改变的命运，是他们报道的主题。如果我们在网上搜一下有关地震的图片，有大量展示灾情、表现人性的图片，但是，这样的画面和镜头，在央视的直播里较难看到。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当然有客观的原因。这次地震直播，虽然开放程度前所未有，但对新闻的管理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即便如此，央视也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
在笔者看来，央视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要么沿着问责的路线发现“坏人”，要么就是报道好人好事，缺少较全面客观、较平和地记录和解释新闻。这种新闻观念，最大的问题是导致记者在拍摄采访过程中的职业角色过于“积极”。在灾区有记者为了发回报道，和灾民抢夺直升飞机的座位；有记者因在废墟边采访刚刚被解救出来的伤员，而干扰了医务人员的救助：更有记者闯入手术室进行拍摄报道。当然，媒体过于积极的采访行为，并非央视所独有，但以央视较为典型。应该说，在极端的地震灾难中媒体的“积极性”行为，已经严重引起公众的不安甚至反感，对于这一点，无论业者还是读者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从本质上讲，记者的这些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恶”的动机，他们也是受职业要求的驱使采取了这些方式。但是，这些问题暴露出我们的媒体在现有的环境下，给公众提供什么信息，如何提供信息，进而完成自己的职业的定位。
这些方面，境外的电视媒体和国内同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外媒记者在灾区的报道，并不总是冲到最前沿，即便是即将救出幸存者的场面，也较少看到他们的身影。和境内媒体相比，境外电视媒体大多在观察和记录整个社会群体因为灾难而被改变的生活，而不是“侵略性”地介入事态。这种电视报道方式。应该给国内的同行带来一定的启示。
三、体制制约新闻产品的质量和产出效率
这次央视的直播，在第一时间就打破了栏目的限制，从直播系统上讲，晚间的直播时段，交给了新闻专题部的《新闻1+1》、《东方时空》和《新闻会客厅》三个栏目负责。而前方负责给直播提供新闻资源的记者，也打破了专题和新闻的限制，整个新闻中心的记者，不论是采编部、时政部，还是新闻专题部，都成为直播的新闻信息源，资源的整合已经基本达到了最大程度。但正因为如此，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打破栏目之间的壁垒，绝非易事。在直播的前几天，整个晚间直播系统虽然由新闻专题部的三个栏目共同负责，但是却没有分开运行，而是整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但是，这一机制仅仅运行了不到一周，就宣告解体，后期的直播，分别由《东方时空》和《新闻1+1》栏目按天轮流值班，《新闻会客厅》栏目负责前方记者传回素材的编辑整理。
形成这样的局面，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问题。从体制上讲，打破栏目应对突发事件，需要体制上的配套，如果缺乏这样的配套措施，各个栏目还是会尽量安排自己的记者出镜，出片子。除此之外，长期以来上级对栏目的经费划拨，都是按照每期节目的播出量来提供的，这种类似于包干的财务管理方式，在重大突发事件直播的情况下，究竟该如何运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栏目因为参与直播而利益受损，就会极大地打击栏目参与直播的积极性。
其次，前方的记者行为缺少必要的协调。地震发生后，央视新闻中心不断地向灾区派出记者，在峰值的时候，大约有一百五十多名记者在灾区，占整个新闻中心记者人数的五分之一。但是，如此多的记者在前方，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后方由于不了解记者在前方的行踪和能够发现的新闻点，无法对前方记者进行有效的指挥，而前方记者也并不了解其他人的行为，由此形成了各自为战的状况。表现在屏幕上，就是直播的信息，宏观的不够宏观，微观的又微观不够。这方面《南方周末》做得比较好。宏观信息上，他们按照地域，如北川、汶川、绵竹等地方，进行了系统梳理，一下子让读者形成了对灾情的整体印象。而具体的报道中，又专注于灾民的个体命运的描述。其实，在事发之后，央视新闻中心很快就派出了新闻中心副主任及其带队的前方指挥人员，希望能对前方资源进行必要的整合。但是，这样的大规模直播，对于央视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效果上看，整个前方记者的协调统一，效果并不理想。
事后分析，对于前方记者的协调问题，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可以将前方记者分为三类。一类是驻地域的首席报道记者。如央视驻北川记者，驻汶川记者，该类记者轻易不要换人，由他们负责每天将该地的灾情在整体上向观众进行描述，以利于观众对宏观信息有一个整体印象。第二类是动态新闻记者。他们专门负责动态新闻的采集，这部分记者也可以分为两组：对于重点报道对象，如聚源中学，采取记者定点进行持续报道，不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对于不太重要的，则适合由机动记者随机采集。第三类是专题记者。这次专题记者在前方也被当做动态记者使用，这样的做法当然丰富了直播新闻的内容，但是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专题节目跟进的速度和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央视在地震后的两周推出了专题片《震撼》，受到广泛好评。该专题片的素材全部来源于整个新闻中心各个报道点的零散片子。这样的素材直接整合成一个系统的专题片，在制作上的确有一定的困难。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该专题片的编辑组，不得不专门派出两路摄像，到灾区专门拍摄空镜，这正是记者缺少精细分工的直接后果。这方面，凤凰的方式可能值得借鉴，他们在一开始就将前方直播记者和专题记者进行了分类，专题记者不负责直播，专心拍摄专题片。同时后方有一二十个编辑专门为这些前方记者提供编辑服务。从播出的效果上看，央视可能并不逊于凤凰，但如果从性价比上看，央视的投入产出，却肯定不如凤凰经济。其实越是投入大的新闻，越需要精细的专业分工。
第二，可以考虑将演播室搬到前方，这一点在技术上并没有太大的难度。这样的好处在于，前方指挥系统能够真正发挥对节目的协调指挥作用。现在的运作模式，导致后方基本是在对前方采访缺乏准确了解的情况下设计直播的。如果演播室搬到前方。信息传递和沟通的成本将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许多灾民和抢险人员无法到后方接受演播室采访，导致整个直播缺少新闻当事人。如果演播室搬到前方，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会使直播更贴近新闻现场和新闻当事人。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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