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中国编辑的新境界
作者：吴 伟
十六大以来的五年，是我们党文化自觉空前提高的五年，一系列新的文化观念已经形成，并在十七大报告中集中体现了这种文化自觉：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改革文化体制，推动文化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等。当前，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同时，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既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产业，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的支撑。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国际文化对话，需要提高两个能力，一是吸纳兼容外来文化的能力(引进来)，二是向外辐射民族文化的能力(走出去)，而文化的辐射或传播，并能产生影响，应该是那种能够影响他人生活方式的文化力量。是那种极具吸引力的价值观力量，被他国接受的文化，大多是能够解决当地人需要的文化内容。比如，美国快餐文化解决了都市生活快节奏带来的难题；日本漫画满足了现代人对童真的向往；“韩流”一度兴盛，是因为当代人们心中有一种浪漫情节。中国文化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过程中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相当的经验。
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仅仅实施三年就获得国内外出版界的认可和好评，正是因为我们顺应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需要。这一计划的实施模式是以资助国外出版机构翻译费用，鼓励其翻译出版中国图书为主。这是一种投入少、效果好的模式。三年来，我们已经资助了108家出版机构的645个出版项目，以16种文字在27个国家出版发行。这些出版机构以欧美国家为主，以国际出版集团和专门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机构为主，出版的图书全部进入国外的主流销售渠道。“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大大带动了中国图书的对外输出，图书版权贸易由1999年的巨大逆差15：1到后来的10：1再到5：1。逆差在逐年减小，在2006年和2007年两大国际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法兰克福书展连续两年实现版权贸易顺差。
中国的历史很长(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但开放的时间很短(今年我们正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年)。开放之初，我们打开国门，首先做的是“引进来”，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乃至发展理念，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世界，了解中国之外的方方面面，在了解世界的同时，我们发现，国外对中国的了解极少，到目前为止，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仍然远远大于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举两个例子：一是2000年“中华文化美国行”活动时。记者在纽约街头随机采访美国人，问起对中国的印象和了解，结果排在第前三位的依次是熊猫、长城、春卷。二是我们的城市漫步系列杂志北京版的英文主编麦克，在北京生活多年，2004年他的母亲从美国来北京访问，行李中竟带来一大堆手纸和洗衣粉。而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就要广泛得多，也深入得多了。正因为此。我们要给世界了解中国增加渠道，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目的就在于此。
2005年，我访问英国，拜会了企鹅出版集团的总裁麦肯森先生。我说，我很喜欢企鹅的那套黑皮经典系列，尽管也收有中国选题，但太少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图书进入黑皮经典系列。2007年，在法兰克福书展，我们再次见面，又谈起这件事，麦肯森先生问了与2005年同样的问题，你希望我们出什么样的书?2008年2月在美国拜访哈伯考林斯出版集团和兰登书屋时我也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想，这是我们中外出版界面临的、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那么，中国图书要“走出去”怎么走?我讲一个刚刚结束的案例：
2008年2月20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和美国著名神学家、基督教福音派领袖路易·帕罗合著的《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与一位基督徒的友好对话》一书的美国版首发式在纽约举行。这本书2006年8月在中国出版中英文版。2007年由贝塔斯曼出版俱乐部版，这次是哈伯考林斯旗下的宗德万出版社出版市场版。应该说，这本书的出版是成功的，而成功的因素有多种，在此，与大家分享：
第一，有知名作者。中方作者赵启正曾多年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深谙对外沟通与交流，他的物理专业学历背景使他逻辑思维严密，哲学功底深厚。多年从事外事外宣工作，又使他懂得如何与外国人对话。而帕罗博士则是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领袖，阿根廷裔的布道家，经常穿梭于世界各地传经布道，每每听众成千上万，还曾出版过几十部专著，其个人魅力及学识、口才可见一斑。因此，两位知名人士的对话自然容易引起关注。该书在国内没有做过特别的宣传和推介，主要对国外，但就是这样，也在同类书排行榜上居前。我们希望知名作者写中国，不仅要有中国的作者，更希望有外国的作者。比如，《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软实力》的作者约瑟夫·奈。这些世界知名的作者目前对中国的兴趣多多，据说奈斯比特已在天津买了房子，在南开大学有了工作，并且计划写“中国大趋势”。我们非常欢迎这些国际知名的作者写中国。约瑟夫，奈去年曾在北京大学开讲座，前些时候又专门接受《环球时报》的记者专访，谈中国的软实力，他认为中国的软实力目前至少可打60分，但处于上升趋势，美国的软实力目前可打90分，但处于下降趋势。我们希望这些知名作者能写关于中国的书，是因为他们的国际影响更大，受众更多，可以让更多的读者通过他们的客观描述了解中国。
第二，内容为王。我被多次问到，国外对什么样的主题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国外喜欢出版什么样的中国书。我们曾做过一个调研，看看国外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情况，结果有大致这样的排名：历史、地理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宗教哲学，再次是文化、文学，近年来经济类别也很热。《江边对话》所涉及的主题就是热门选题之一。他们的对话，是从《圣经》到《论语》，从“终极关切”到社会和谐。通篇是在两种文化、两种哲学思想和两种哲学理念的背景下展开，深刻、广阔、坦诚、幽默。看不出两位作者及两种文化的隔阂和迥异。
第三，表达方式极其重要。我被经常告知，某一本中国图书是多么的好，但是外国人不能理解，需要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种说话方式才行。是的，东西方的交流，特别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常常碰到障碍，除了文化背景及其他原因之外，表达方式的不同也是重要因素。比如，我所在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5号，这是中国式的表述，从大地方往小地方写，从宏观到微观，而西方的表述恰恰相反，一定是先225号，然后依次是朝阳门内大街、东城区、北京市。从小到大，从微观到宏观。中外记者写文章也是如此。比如同样是对市场的描述，外国记者一定是写某一个早晨，一个老太太挎着篮子出门。来到某某菜市场或早市，看见琳琅满目的蔬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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