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红日》的编辑出版历程
作者：王维玲
不安的，因为一本将近四十万字的书，在经济上要花好多万元的本钱，你们和印刷工人的劳动也很大，倘使保存许多毛病在书里，是很难过的。哪怕是个别字句不妥，也会引起这种难过，除非是作者自己为精力所限而确实无法补救的，为此，还得麻烦你们一下。我们焦虑的：(一)书的大样我未亲自看过，校对的是否仔细?字句上不知有无错误?我不是不信任校对同志的责任心，而是出于一个作者的天性所有的想法；(二)我历次要求修改的地方不知是否已照我的要求改动了。
作者无比重视、珍惜自己的成果，出版者要充分理解作者的这种心情，要积极主动地为作者着想。作者想到的，编辑应该想到、做到；作者没有想到的，编辑应该主动地为作者去想、去做。对于作者的合理要求，能打破常规的，要敢于打破常规，尽最大的可能，满足作者的合理要求，为出版高水准、高质量的长篇小说创造一切有益的条件。为使吴强放心，文学编辑室立即回信告诉他：“历次修改的地方，均已一一照改，此点望您释念。至于校对是否仔细，我们感到已尽力了，当有待您看过样书后评价。全书未能请您看校样，我们有与您同样不安心情，所以希望您看到样书后，立即提供一个校正本，以便再版时纠正。”同时我们在信中告诉吴强，“《红日》第一次印刷为四万五千多册，第二次印刷一万六千册，两次印刷相距甚近”。由于编辑室与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红日》终于在7月20日提前出版，对此吴强十分满意。
吴强对《红日》精装插图本十分看重，他与画家一起讨论，直接参与插图的构思设计。由于吴强有战斗生活的经历，画家也很愿意与他交流想法，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所以有的画稿一改再改，有的画成后又重画，当画家把画稿寄给我们时，吴强也及时给我们来了信。他在信中写道：“看了已画好的几幅，觉得可以用，有战场气氛，有些人物的神态也还不错，算是有风格的。”“书的插图共计九幅，重点在孟良崮战役，希望全用，成本高一点就高一点吧!最后一幅的场面，是孟良崮山头上的胜利情景，上有一面红旗，望用套色，不然是白旗或黑旗，那就不好。封面系孟良崮风景，已半日霞光。再三研究，觉得这样好。如果画战斗场景，则不能画上半日，因战斗结束在中午，太阳只能点在高空，又不宜画成红日，也不好看。”最后，他还写道：“这套插图，费的功夫较大，在稿酬方面希望考虑这个情况处理。请人插画真是不容易。”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出吴强考虑问题是多么仔细，他与画家涂克、刘旦宅是好朋友，正因为是好朋友，他对他们付出的劳动十分尊重，也十分看重。功夫不负有心人，1959年5月，《红日》的精装插图本出版了。吴强收到样书后，非常高兴，当即给出版社写信：“深夜回家，见到寄来的《红日》精装插图本十册，检阅之后，觉得设计和制作效果都很好，有风格，有特色，为原书增色许多。特此深表谢意。”1961年1月吴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归来，住北京和平宾馆，我去看望他时(由于具体负责《红日》一书编辑工作的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调动工作，自1959年7月起我接手《红日》的后续工作)，他又一次谈起《红日》精装插图本。访苏时，他把精装插图本作为礼品送给苏联写军事题材的作家，作家们对《红日》精装本的整体设计、印制水平赞不绝口，用“望尘莫及”四个字表达他们的羡慕之情，对此吴强感到很兴奋，很自豪。
从1957年4月中青社拿到《红日》原稿，到1957年7月在建军三十周年时出版，到1959年精装插图本问世，可以说，出版者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出书任务，而且还与吴强建立起了彼此信任的亲密友谊，特别是《红日》的印数不断扩大，社会影响日益深入各界，使吴强和出版者都很振奋。
但是到了1964年下半年就不同了。当时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已广为传达，中央和各地的文艺部门、出版部门正紧张地贯彻执行。在出版界掀起了“查书”的整风运动，对已出版的读物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全面清理检查。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出版社毫无例外地都谨慎起来，对已出版的读物，不敢轻易签字再版。恰在这时，新华书店向中青社提出再版《红日》的要求。经编辑室研究，由我执笔，以编辑室的名义，给吴强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对《红日》序言里有关爱情描写的一些论述和书中的一些爱情描写作适当删节；对张灵甫的描写，特别是他被歼时的惶恐、紧张、绝望心理要加浓加重；对连长石东根酒后失态的描写过重，要淡化。此时，吴强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老作家，又长期在部队中从事文化领导工作，他也感到来势强劲，不同寻常。在寄回修改本时，他在信中写道：“你们提出的均应认真考虑，能改的就要改，甚至若干年后，如有必要，来个大改或者重写，也无不可，这次只能挖挖补补，不能大动了。但此次改动也较大，关于华静和梁波的爱情生活部分全部删去了，对石东根和张灵甫的描写也作了一些改动。”根据吴强寄来的修改本，1964年底印了一版。1965年新华书店又一次提出再版《红日》的要求，这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文艺界的形势急转直下，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和众多知名的作家纷纷被公开点名批判，政治空气已十分紧张。这时出版社再版谁的书，首先要与作者所在的部门取得没有问题的证明信后，方可安排再版。吴强自然也不例外，我社向上海有关部门发了函，回函明确表示：“目前尚未发现问题，可以再版。”但也指出：“该书内容上的问题，一是爱情描写，二是连长醉酒丑态，三是团长死后气氛太悲观，四是张灵甫之死，读者意见较多，应当修改后再版为妥。”我如实地把这些意见告诉吴强，他又一次进行了修改，这就是1965年“文革”前的最后一版。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青社正式恢复出书业务，为解放被“四人帮”禁锢的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我社率先给上海有关部门去函，正式提出重印《红日》的要求。之后，又派许岱、顾志成二人专程赴沪，与有关部门交涉重印《红日》的事。实际上重印《红日》，在当时不仅仅是解禁一部长篇小说的问题，也等于向社会宣告作者政治上没问题。所以中青社的这一举措，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吴强问题解决的作用。1978年4月我社收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回函，通知我社“吴强同志的问题已审查清楚，经上海市委批准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了原工资级别。关于《红日》重印问题，请你们根据作品内容自行确定”。
我们立即安排《红日》的重印，经研究并征得吴强同意，决定依照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时出版的精装插图本重排重印，除个别字句稍作更易，人物描写、故事情节则全不改动，从根本上恢复了《红日》的本来面目。事后，吴强说：“事实证明，1959年以后的修改都是不必要的。”这一版于1980年出版，到1995年底，已经印刷了48次，发行一百八十多万册。
1999年9月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出版界开展了一次“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的群众性评选活动，吴强的《红日》名列第22位。这不仅仅是对《红日》的肯定，同时也说明《红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吴强的荣誉，也是文学界的荣誉。我想，《红日》得到的殊荣和好评，也会让吴强在天之灵感到欣慰的。
地老天荒，斗转星移。四十多年后，我在写这篇回忆性的文章时，想起1964年我以编辑室的名义给吴强写的那封信，虽有当时的大环境、大气候和政治上的种种因素和制约，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但我仍有说不出的懊悔。做一名合格的文学编辑，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不能人云亦云，跟着别人后边跑。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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