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红日》的编辑出版历程

作者:王维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界有个好风气,就是非常重视作者工作,把团结老作者,发现新作者,当作做好出版工作的首要任务。由于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对作者工作比较重视,工作又热情、主动,因而团结了一批作家。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抓到的。当时中青社在编辑出版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时,作者沈默君把吴强写的长篇小说《红日》的信息透露给编辑黄伊,黄伊立时把这一重要信息报告给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江表示要把这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抓来出版。于是一面给吴强去信表达中青社的出版愿望,一面委托沈默君向吴强转述中青社的出版诚意。同时向总政文化部丛书编辑部表达中青社出版《红日》的迫切心情。
  中青社和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前身),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当时部队作家创作的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都要送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审查,能够出版的作品,即由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辑后,挂上“马头”标志,署上“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的字样,交中青社或其他出版社出版,吴强当时是华东军区文化部副部长,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最高峰》(后改名叫《红日》),理所当然地要送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审查。就在文艺处审读此稿的时候,吴强毅然决定交中青社出版。1957年2月9日,吴强在给马寒冰处长的信里明确提出:“我想把该书交给中青社出版(仍作为解放军文艺丛书,献给‘八一’三十周年的作品),根据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他们出书快,印数多,请你审查后,如认为没有问题,就从速发给中青社。关于修改问题,由我和他们直接打交道。”马寒冰收到吴强这封信时,他已审阅完毕,立即批示给丛书编辑部的负责人宁干:“《最高峰》我已阅过,还在目前创作水平线上……请你在近期再行翻阅,如无意见,可发中青社,并要中青社直接和作者要修改本。因为作者有他自己的风格,因而在文字上,我未给予更改。”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立即把这一决定通知中青社,来函中写道:“吴强同志的长篇小说《最高峰》经马寒冰处长看过后,认为可以出版,为保持作者自己的风格,关于修改问题,请你们直接和作者联系。定稿后即请照我们编的那套书的样式出版。”这样《红日》的出版关系,就转到中青社。看起来这部书稿来得很容易,实际上当时中青社在作者群中,特别是在文学界的作家中,已有相当的影响和好评,才产生这样的结果。中青社“出书快”,“印数多”,对作者热情主动,工作细致认真……正是这样的一些优势,吸引了众多的作者。
  尽管吴强的这部书稿顺利地转到中青社,但并不等于就万事大吉了,如何在编辑出版工作上体现出书快、印数多的特点,这是当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当时吴强和丛书编辑部都提出要在当年的“八一”出书,作为建军三十周年的献礼作品。这是一项硬任务,必须保证按时完成。
  但困难也正在这里,当时吴强的修改稿,要在四月初才能定稿,这期间又接总政文化部文艺处的通知,修改稿仍要送文艺处和丛书编辑部审查,审定后方能出版。这么一来,留给中青社编辑出版的时间不到三个月,这对一部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来说,提供给我们工作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为了争取时间,中青社把编辑、排版、校对、美术设计、印刷装订、发行、宣传等业务部门都动员了起来,制定了一个保证“八一”出书的工作日程表。全社一盘棋,大家同心协力,密切配合,保证把《红日》编好、印好,“八一”按时出书。为取得吴强的配合,文学编辑室把关于《红日》编辑出版的安排,写信告诉了他。吴强很高兴,来信中写道:“你们对这部东西,采取热情的态度,紧急的步骤,我很满意,大样来不及,我就不看了。”吴强因为考虑节省时间,不再看大样,所以他把手中保存的底稿反复地看,从中发现有无漏改的地方,以及必须修改的不当之处。所以从4月15日到4月28日,13天中,中青社连续收到他五封来信,提出十余处需要修改的地方。吴强怕因此给文学编辑室的工作带来麻烦,在信的后面总是挂上一句:“此处,不拟再作改动了。”这是吴强即将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每次收到他的信后,都向他表示趁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的审定稿尚未退回之际,他尽可以翻看底稿,提出改动的地方,只要没有发排,我们不怕麻烦,一定负责改好,以免出书后发现疏漏,影响作品的质量。为了打消吴强的顾虑,文学编辑室还专门写了一封信:“我们感到您对作品的严肃、认真、细致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相反,我们并没有感到麻烦,只要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是极愿效劳的。同时对编辑工作,也有好处,可以从中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尽量减少一些不该发生的错误。提高书稿质量,对读者负责,这种心愿,作者和编辑是一致的,也希望您能了解我们这个愿望,合作得更好。”
  当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将审定后的稿子转给中青社时,尽管在来函中提出“因其中有些地方删改后尚未征得作者同意,校样出来后送作者过目”的要求,但中青社翻阅审定稿后发现改动之处较多,考虑到此稿排印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如果排出清样后再寄给吴强,万一吴强对删改处不同意,再在清样上改过来,势必费时更多,延误出书时间。最后中青社决定再次压缩审读加工的时间,将审定稿先寄吴强过目,如有修改不妥之处,吴强即可在审定稿上纠正,之后再发排。吴强很理解中青社的良苦用心和时间紧迫,他只用了三天时间,便将稿子寄回了。
  多亏了这个举措,不然还真麻烦了。吴强看过审定稿后,一方面充分肯定丛书编辑部的认真负责精神,但也指出,“在他们改动的七八十处之中,有改得对的,有可改可不改的,也有改后不对的”。“编辑部改稿本是权利,但也要慎重。我不是反对你们再改动,为编辑设想,也不宜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对此稿由于修改又退还给我而耽误你们的工作时日,我是不曾想到的,但对我却仍有益处。如你们再作修改,我也欢迎。不过,如不是个别字句,请告诉我。”收到这封信后,文学编辑室立即给吴强回信:“我们正在加紧进行编辑工作,如对原稿作非个别字句的改动,当写信告诉您,征得您同意,此点请放心。”
  在如何做好作者工作上,有一点中青社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认真处理好作者的书稿,这是搞好作者关系,做好作者工作的最重要的一环。对于决定采用的书稿,在进入编辑加工后,一定要防止简单化,不要随心所欲地进行删改;对于可改可不改的,一般不要轻易去改;如果作者授权编辑动手,也一定要认真推敲,仔细改好,不能随意删改。属于技术性、常识性、文字标点上的问题,一定要改好,不能漏改,要让作者由衷地感到经过编辑加工润色过的稿子,确实比他原来的好才行。
  就在吴强把《红日》的审定稿寄回,文学编辑室正紧张地看校样之时,吴强又连续来了六封信,每封信都提出一二处、二三处改动。吴强很动情地在信中写道:现在可能发了稿,在书未和读者见面之前,心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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