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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染一身黑 愿为孩子王
作者：汪习麟
鲁兵的履历，再简单不过：读书——参军——转业到少年儿童出版社直至离休。可他从事编辑工作，却绵连延展甚远。
1996年6月25日。少年儿童出版社与上海作家协会联合举行“鲁兵从事儿童文学创作50周年庆祝会”。鲁兵在会上作了简短讲话，他说，蒲松龄因为清贫，屡设账于缙绅之家，尝作诗自嘲：“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做孩子王。”做孩子王有什么不好呢?我这一生为孩子编书做编辑，大概也属于孩子王的一种了：如果真有“来世”，我必然还是选择编辑这个行当。为此，作《戏和蒲松龄诗》：“忽然老以至，总觉太匆忙。但有三生石，再做孩子王。”
这一年他72岁，正在病痛的困扰之中，但他依然难以割舍他的少年儿童编辑情结。
把孩子引到艺术世界
1955年，鲁兵转业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被分配在文艺编辑室，负责编辑新创作的文艺书籍。他说：“我编过报，编过刊物，这编书却是第一遭，只能当个学徒。”但这个“学徒”只当了一年，1956年春天就被委派主持《小朋友》的编务工作。
《小朋友》创刊于1922年4月，它的第一任主编是著名作家黎锦晖先生。“陶冶儿童性情，增进儿童智慧”是这份文学刊物的办刊宗旨。三十多年下来，主编几经变动，这时的《小朋友》已经成为文字减少、图画增加、以幼儿为其服务对象的半月刊画报。
鲁兵十四岁接触《芥子园画谱》后，学习国画、素描与书法，在部队又从事美术工作，积多年的实际经验，他认为：如果给孩子们看的图画，只是“千篇一律的单线平涂，会限制孩子们的欣赏水平的提高。画种、风格，都应多样，而且应当刊登一些堪称艺术品的名家之作，这样才能将孩子们引到非常开阔、非常丰富的艺术世界。”
为了办好这本画报，他首先去约请老友张乐平为《小朋友》作画。张乐平欣然首肯，创作了四幅与六幅为一组的无文连环漫画，内容反映新中国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最初的四幅题为《妈妈，我要洗脸了》，发表于1956年的第十七期上；不久，编辑部把他的漫画固定于封三，并冠以“我们的故事”标题，使之成为一个非常吸引读者的专栏。
编辑部还约请了特伟、黄永玉、黄胄等著名画家为刊物作画。此外，刊物还不时选登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师的作品。同时还注重向孩子们介绍具有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品，如蔚县剪纸、杨柳青年画、天津麦秆玩具、无锡泥人与京剧脸谱等。
为了让孩子们得到美的享受和陶冶，鲁兵还敢于向当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画家组稿，如1957年初，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蛰居上海的林风眠、关良两位先生。两位先生十分感动，搬出许多精品，供鲁兵观赏、挑选。于是，很快在1957年第三期《小朋友》的封面上，刊载了关良的京剧人物画《活捉史文恭》，第4期的封底上刊载了林风眠的彩墨画《水鸟》。他们的画当时在国内刊物上很难见到，现在却在一个儿童画报上露了脸，让人惊喜不已。著名儿童文学家、翻译家任溶溶就曾言道：“国画家关良以画京戏出名，他的画，我最先就在《小朋友》上看到。”
鲁兵在一篇编余随笔中，谈到之所以选刊这些美术佳作给孩子们欣赏，“是指望他们在耳濡目染中受到美的教育，渐次熟悉自己民族的艺术。有了美的感染，才能自然地排斥丑的污染；尊重并热爱自己民族的艺术，将有助于培养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然而，这一美好愿望，要完全实现并不容易：1957年11月，《小朋友》刊登了一组题为《老鼠的一家》的连环画，随即就有人在《新闻日报》上著文责问：“在应当教育儿童消灭老鼠的时候，为什么却相反教育他们去爱护老鼠?”鲁兵虽然写了文章去争鸣，却仍抵不住“左”的狂风，有一篇带有定性的文章，指责鲁兵的辩论是“脱离实际生活、不愿配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害的思想倾向”。在这样的压力下，鲁兵被迫离开了编辑岗位，于1958年元旦后下放农村劳动了。
工作重点转向幼儿园
1978年元旦，在锣鼓声中，少年儿童出版社重新挂牌，五十四岁的鲁兵被任命为幼儿读物编辑室主任。
这时，出版社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在编辑思想和儿童文学理论方面拨乱反正，如何大力肃清“左”倾思潮的影响。而鲁兵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是摆在他面前的一大堆“文化大革命”期间留下的书稿。这些书稿说是给幼儿和小学一二年级孩子的读物，共有六七十种，然而它们的内容却是：或写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或写争相务农、立志扎根农村的，更多的是写小孩子抓坏人的，凡此种种，无奇不有。
鲁兵说：“我的方针只有一个字：砍。”他的办法是：这六七十种书稿，由原来经手的编辑重新审稿，重新填写审阅意见。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多，又天天说思想解放，编辑们的认识有所提高，所以经过再审稿的步骤，就砍去了大部分；剩下的，只好由鲁兵自己来砍了。他认为，不清除这些杂陈，就不可能开始新的工作，不可能为小娃娃们提供他们所需要所喜爱的精神食粮。
可是，在随之而来的组稿问题上，又遇到了难题：原先那些本来就屈指可数的能为幼儿文学写作的老作家。因为搁笔十年，现在均年岁已高，很难再到幼儿园去体验生活，写出的作品恐怕免不了缺少生活气息与时代气息。有鉴于此，鲁兵作出了两项决定：
第一，对于老作家，编辑部一定要诚挚地体恤他们身上存在的缺憾，要热忱地为他们创造接触孩子、熟悉孩子的条件。编辑部要多做媒介工作，例如定期约请幼儿园老师与老作家见面，专门给他们讲述当前孩子们的思想与生活；或者帮助他们和幼儿园挂钩，让他们前往参观、体验，增强感性认识。
第二。把作者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幼儿园老师方面。鲁兵认为，幼儿园老师热爱孩子，了解孩子，这一优势是一般作者无法企及的。当时上海幼儿园老师有16 000人，如果通过编辑部的深入细致工作，一千个老师中培养出一个作家，那就有十六个新作家出现，就可以成为创作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为此，他提出了“选题从幼儿园来，作者从幼儿园来”的方针。
鲁兵的决策，得到室内同志的拥护，大家齐心协力，分头深入到市内各幼儿园作摸底工作，物色培养对象，然后组织起全市性的幼儿园教师创作学习班。首先是在思想上既要向她们讲清文学在幼儿成长时期所起的特殊作用，又要打破她们对文学创作的神秘感与畏难情绪。进入创作实践阶段，老师们初事写作，难免失败，编辑们一面给予鼓劲，一面与之共同研究，反复修改，直到达到出版水平。鲁兵还同其中的创作积极分子围炉座谈，以具体作品为例，讲述幼儿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
经过长期的细致工作，一批从未写过作品的教师，终于在写作上取得成绩，仅低幼编辑室就为她们出版了几十本作品。她们的作品还在全国其他低幼文学刊物上发表。有的教师还参加了作家协会。对此，鲁兵总结道：“实践证明，在幼儿园老师中间大有人才，幼儿文学的创作大有希望。老师们的创作，既有教育意义，又有生活气息，切合孩子们的实际，新鲜、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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