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再读《爷爷给我改文章》

作者:叶小沫




  为了编一本爷爷爸爸教我做编辑的书,我找出好多年前写的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进行整理,又看到了这篇《爷爷给我改文章》(编者注:本文作者为叶圣陶的孙女)。再看一遍爷爷对文章的修改,觉得他改得真好,对那些改动的理解,也比当时还要深了。早年的文字为如今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更让我想起许多往事。
  我是1977年中,在《中国少年报》筹备复刊的时候进报社的。大概因为爸爸为孩子编写过不少科普读物,报社又正缺科普编辑,于是我这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人,被安排在了知识版。文革刚过去,社会上没有大学生,文凭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被看重。所有刚进编辑部的年轻人,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没有谁很自卑,也没有谁很自负,一切都在当时仅有的几位老同志的帮助带领下从头学起。我更是需要碰到什么学科的知识,就翻看什么方面的书: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凡是要向孩子介绍的知识我都学。当然都是一些基础知识,实在高深的自己弄不懂的,就去请教专家。那个时候的《中国少年报》每周一期,每期四个版,分别是:新闻、少先队、知识、文艺。编辑部二十几个编辑,每个版面都有两到三个人,新闻版和少先队版的编辑常常要去全国各地采访。人员会多出一两个。还有一个美术组,专门设计版面和画插图。组里也有四五个人,大多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在报社做过美术编辑的老同志。
  那时候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版面用的是四号字,给孩子看的报纸又强调图文并茂,所以每个版每期只发不到两千字的文稿。一个老编辑带着两个新来的同志发这两千字的稿子,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啊!尽管除了发稿,我们还要做大量联系读者和作者的工作,最多的是每信必复,不用的稿子必退。当时《中国少年报》是全国唯一的一份给孩子办的报纸,读者有几百万,来信来稿要用麻袋装,要把复信退稿的事做好,可真没个头。即使是这样,发稿依然是每个编辑放在第一位的大事。即使写豆腐块儿大的一篇稿子,自己也要反复推敲反复修改,而严格的三审制,让我们这些新手发出去的稿子,常常被枪毙,被打回来重写。
  现在想起来。时间相对宽裕,要求相当严格的环境,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很重视学习业务,报社里的业务学习风气很浓。大家都会去看每一期的评报栏,都会在评报栏上写下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要是谁写了一篇好的报道,发了一篇好稿子,人人都会向他表示祝贺。讨论和争论发稿中的问题,也是平日里处处可见的情景。报社为了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还组织业务讲座,评选好稿件,编辑业务通讯。在这样的氛围里,新来的同志进步之快是可以想见的。我的这篇《爷爷给我改文章》,就是在那时写出来的,后来被登在了报社内部的业务通讯上,供大家用来交流。这件事的经过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1981年春天,知识版收到孩子们寄来的一份倡议书。当时已经有科学家呼吁爱护环境保护鸟类了,但是这个风气在全国都还没有形成。看到这样的一份倡议书,让我这个分管生物方面的编辑很兴奋,觉得用孩子自己的认识来发起这项有意义的事情,真比大人给孩子讲多少道理的效果都要好。可是这些孩子怎么会想起这么一件事,又为什么要写一份倡议书寄到报社来呢?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于是我向领导提出来,想去看看这些孩子,去听听他们是怎么想怎么说的。领导马上同意了我的建议,还让一位美术编辑和我一起去,说如果情况属实,讲的也多,就写一个采访稿回来,美术编辑一起去,发稿子的时候好配插图:
  河北遵化离北京不太远,坐长途汽车大半天就到了。来到村里,看到的小学可有点儿让我们失望。学校孤零零地建在一个小山包上,一排四面透风的平房,窗上的玻璃都不齐,用一些木板条钉着。当时村里好像在放农忙假,孩子都不在学校。老师看到我们感到很意外,不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我们拿出信给他看,他说孩子是他们学校的,写倡议书和寄信这事他不知道。我们请他帮我们找一找这些孩子。他说这容易,就叫身边的一个学生,去把信上这十一个孩子都叫来。看来一个村子的孩子住的都不远,没多大的功夫孩子们就到齐了,高的高,矮的矮,灰头土脸的。把我们围了一圈。也许是人多势众,孩子们一点儿也不认生,问他们写倡议书的事,你一句我一句说得挺热闹,没用多大功夫采访就完成了。孩子们还带我们看了他们说的那棵老树上的喜鹊窝,和我们一起照了合影,真是个个朴实可爱,当时的情景好像还在眼前。
  回到报社,我们把这次采访的经过向领导汇报了。听了我们说的这些情况,他们当即决定要我写一篇采访稿,放在下一期的头版头条上。知识版是向孩子普及科学知识的,稿子新闻性不强,因此一年之中很少能上头版。真高兴领导也觉得这是件大事,应该在孩子中宣传和提倡,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趁着和孩子们聊天时的热乎劲,把当时的情景记录了下来。
  下班回家,饭桌上是全家人聊天的时候,我自然会讲起这次去遵化采访孩子的经过,还说了领导要我写报道,准备放在头版头条上的事。爷爷一向喜欢听我们给他讲讲各自工作上的事情,知道我这次去的是农村,采访的是孩子,问得就格外仔细。吃完饭后还问我,写的稿子带没带在身边,他要看一看。我说在,赶忙从书包里拿出稿子送到他的卧室里。以往爷爷吃过晚饭,接下来的事情是洗脸漱口。那天例外,他已经坐在桌子旁边等我了。稿子铺开,爷爷用他的红钢笔一边看一边改。我像小时候一样,站在他的身边,看他怎样下笔,琢磨他所以要改的道理。爷爷给我改稿子,这不是第一次,但好像是最后一次了。
  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喜欢写作文,那时候爸爸整天上班,爷爷下午会在家里改全国中小学生的课本。我写好了稿子就会拿给爷爷看,爷爷从没有拒绝过厌烦过,每次都放下手里的活,先看我的作文。作文都不长,最多一千字。他一边念一边改,碰到不通顺的地方和没有说清楚的意思,会向我发问。其中的不少地方,经他指出来,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他还喜欢在我写的好句子后面画圈,一个圈的时候多,也有两个圈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会有三个圈。这个时候我笑他也笑,开心极了。一家人吃晚饭的时候,爷爷偶尔也会和爸爸讲起我的作文,说我当天写的一篇作文,什么意思想的还不错。爷爷给我改过的稿子我订成一个本。常常会拿出来看看,琢磨他是怎么改动的。没有目的,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可惜这个本子没有保存下来。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写作文的,这一定让许多人羡慕不已,可是这在我家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平常得让我不懂得去珍惜。
  这篇《让全国的小朋友都知道》的稿子,在1981年4月22日的《中国少年报》头版上登出来了,同时登出来的还有孩子们写的倡议书。一同去的美术编辑因为看到了这些可爱的孩子也来了灵感,为版面画了很好的报头。看来这篇孩子倡议保护益鸟的报道,还是有一点分量的,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的报摘节目中,用一句话播报了这篇报道的简介。一张孩子的报纸能上新闻联播,这样的事在报社有,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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