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编辑要有高尚的文化品格

作者:杨牧之




  一个编辑,对文化应该有准确的鉴赏能力。具有高雅的审美情趣,说到底要有高尚的文化品格。因为有很多美的东西需要编辑去发现,就好像举世无双的和氏璧,没有卞和,就会被湮没;还有不少不好的东西需要编辑去把关,因为人类创造的文化,从来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先进与落后混杂。作为一个编辑,他的职责就是要审读、鉴定、舍取,以正确的是非观,健康、高雅的审美情趣作为网,筛选出最美最好的东西奉献给读者。
  蒋孔阳先生在《美学新论》中讲了一段话,我想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编辑具有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的意义。他说:
  关向着高处走,不断地将人的本质力量提高和升华,以致超出了一般的感受和理解,在对象中形成一种不可企及的伟大和神圣的境界,这时就产生了崇高。
  我们编辑图书,实际上正在“不断地将人的本质力量提高和升华”。我们编辑就应该通过我们编辑的书,我们写的文章,不断地将人的本质力提高和升华。编辑自己也会因此而感到职业的神圣与崇高。
  
  一、高尚的文化品格,要求编辑对所编辑的图书要有一个崇高的标准
  
  目前,出版业已形成一个共识,就是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如果说,很多重大举措还有不同的认识,还在争论之中,但“实施精品战略”这一点是全行业的共识。
  这个口号最先明确提出是在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文件在提出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之后,进一步指出,要努力创作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统一,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带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全面繁荣。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理解为对“精品”的解释。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在内容方面,优秀作品应该是思想性、艺术性统一,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感染力:二是这样的优秀作品能够带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
  从对中央文件的学习中。从我们纵观中外出版的历史中,从我们自己的出版实践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精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精品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的方向:
  精品在整个精神产品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精品的本质是创造,是创新与实践,精品应该是前所未有的:
  精品意识,就是战略意识,体现出版工作者对事业的追求和奋斗。
  大量的优秀图书、精品图书,必将使社会主义文化群星灿烂,精彩纷呈;而典范的精品应该是超越时空的。像司马迁的《史记》、曹雪芹的《红楼梦》、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唐诗、宋词、元曲,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的艺术品,今天仍然打动人心,产生震撼,因为它们抓住了人类相通的东西——真善美。只有这样,才能超越时代。在那个时代过去之后。只要人类存在,它的艺术魅力就存在。这样一些作品,不但属于它的那个时代,还属于今天,属于未来。它们,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坐标。
  我们追求精品,是不是应该从那些殷墟出土的古色斑斓的青铜器,激情浪漫的敦煌雕塑,龙蛇飞舞的晋唐书法,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的美妙诗篇,《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灿烂辉煌的历史画卷,甚至《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三字经》、《百家姓》这些选编的通俗读物中得到启发?我们应该刻苦地锻炼自己,提高自己,使自己具有高超的眼光。具有抓住人类相通的东西的本领。有的编辑会说,那么高的标准怎么达得到呢?我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没有这样的志气,那可真是永远也达不到了!
  
  二、高尚的文化品格,要求编辑在选择、优化选题时。牢记文化的传承与积累,牢记读者的文化需求
  
  人民出版社的邓蜀生先生说:“在国外,选题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出版社的兴衰成败。选题,成了一门专门学问。英美出版社都有一些专门负责研究选题和组稿的编辑,在美国一般叫高级编辑。在英国叫专务编辑。他们不同于案头编辑或加工编辑。他们的工资、待遇都比文字加工编辑高许多。”
  其实。又何止在国外,在中国“选题的成功与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出版社的兴衰成败。”只不过他们的工资与案头编辑没有多大区别而已。
  
  (一)为了文化的传承与积累——处理好重大选题与一般选题的关系
  重大选题是相对于一般选题来说的。重大选题一般是指具有巨大文化积累和传承价值的图书,或者产生重大影响的图书,这样的书的编辑出版常常成为标志性的工程。
  我们从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历史竞争中,可以看出重大图书产生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前,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几十年互相争斗,互不服气。20世纪初期。它们在出版众多图书的同时,都在埋头策划大书。商务印书馆在编《辞源》,中华书局在编《中华大字典》。《中华大字典》1914年编成,1915年出版,是当时我国收字最多的汉语字典。该书出版后,深得好评。一印再印,影响巨大。很快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古汉语辞书《辞源》,也是一炮打响。后来,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一部带有百科知识性质的综合性辞书《辞海》。这是一个回合,不分胜负。还有一个回合。先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四部丛刊》,选择明清刻本、抄本和手稿本加以影印,对保存旧本贡献颇大。中华书局紧跟着出了《四部备要》,它另辟蹊径,多用经过清代学者整理校注过的底本,对整理研究古籍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双方的竞争有学习有借鉴,也有创新和发展,可以说是双赢。两家斗宝似地实施重大图书工程,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大工程是标志性的,标志着出版者的文化品位和经济实力,会产生重大影响,可以烘托出版社的形象。正因为此,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下大功夫、花大力气,努力开拓具有文化积累和传承价值的重大图书工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版业完成了很多宏大的出版工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校点本、中国美术全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辞海修订本、辞源修订本、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辞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等。这些宏大工程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他们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贡献。这些宏大工程我们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用到其产品,都会敬仰编辑前辈的贡献。而目前,出版业在这方面是十分欠缺的。我们要学习前辈的精神,努力开创出一批重大选题,出版一批具有巨大文化积累和传承价值的图书。
  我们在考虑选题的整体计划时,为了保证重大选题的实现率。对一般选题要从严把关。一定要尽量减少那些“不好不坏”的选题。努力避免重复出版、跟风出版。设计选题时要围绕出版社的风格特色往深处开掘,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对重大选题我们多考虑做加法,对一般选题多考虑做减法。
  
  (二)为了读者的文化需求——处理好雅与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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