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怀念戴文葆同志
作者：桂晓风
编不出来的。可以说他的实践是编辑工作的典范。现在经常有同志痛心地谈到，在一些单位和同志中，存在“文化产品无文化，创意产业缺创意”的问题；部分编辑的工作，编辑含量很低，学术含量很低；还有些编辑的“容错”能力特别强，对差错视而不见，友好相处，他们经手的出版物，知识错误、语言失范、逻辑混乱的问题比比皆是。戴文葆同志正相反，他的工作有很高的文化含量、很高的学术含量、很高的编辑含量。他可以说是真正地视质量为生命，视差错为仇敌。中国古代有一句出版术语叫“校错如校仇”，这一优良传统在戴文葆同志身上有生动和鲜明的体现。
我对戴文葆同志的第三点印象，是终身勤奋好学。他已经有公认的非常渊博的学识，无论文化、哲学、历史，甚至自然科学等等知识，都有涉猎和研究，几乎是一部百科全书，你向他提出各种专业问题，都可以期望得到指点。但他仍然勤奋地学习，到耄耋之年还在不倦学习。当年在庐山办编辑培训班期间，我陪同戴文葆、张惠卿、吴道弘等同志去考察陶渊明、慧远、李白、白居易、苏轼的遗迹，路过不少旧别墅，我们走过就走过了，戴文葆同志却到处东张西望，不断探寻。回来讲课的时候，他会说到，哪处别墅是国民党某位名人住过的，此人在历史上又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有关情况说明了什么，等等。好多东西我到过庐山十多次都不知道，他在山上几天就能结合实景实物，如数家珍，让我再次深深体会到“处处留心皆学问”的道理。他不但学而不厌，还勤于思考，因而对许多事情有准确的判断力。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现代史十分熟悉。我曾听张惠卿同志说起，戴文葆同志将《史记》读过十遍，真是难以想象!我想起另外一位也是经历很坎坷的当代大著作家李国文，《汉语大词典》的前五卷的每一页他都通读过。所以，深厚的学术功底从哪里来，看看这些大家的实践就可以得到答案。不下真功夫苦功夫哪有可能获得?都说戴文葆同志有才，其实光靠聪明是远远不够的，聪明必须上升为智慧，智慧还要上升成为睿智，这就不光要有知识，还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还要有历史素养，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能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才谈得上学问。
我对戴文葆同志的第四点印象，是一生谦虚，与人为善，待人以诚，胸怀坦荡。而且他特别关心青年人，关心未来的编辑。他非常重视友谊，我有一年春节去看望他。在他房间天花板下看到像万国旗一样挂着朋友和同事们寄给他的大量贺年卡。他给许多不熟悉的青年，包括《中国编辑》的编辑写过回信。戴文葆同志还是在高等学校建立编辑出版专业的早期提倡者和推动者之一。他亲自到北大、南开等高校去帮助设计课程，并亲任教授。他主编的《编辑工作基础教程》，是改革开放时期最早的编辑教材之一。除大学之外，他还不辞劳苦，不顾年事已高，到许许多多培训班去讲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还走出国门去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他讲课独具特色，旁征博引，风趣横生，常常忽发奇想，给人以意外的启迪。娓娓讲述中，不仅有编辑工作的真谛，还有人生的宝贵感悟。我记得在庐山讲课的时候，他用与青年编辑谈心的方式诚恳地谈了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党的政策、怎么把握出版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为他有很高的威望和很深的学问，所以他讲的课特别受欢迎，感召力和影响力也特别大，跟我们这些人去讲的效果大不一样。当年我请他们去庐山为江西第一期编辑培训班讲课。第二期、第三期培训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们，准备放录音。后来后两期的学员觉得不过瘾，觉得相比第一期吃亏了。三位老先生就主动提出，留下来继续讲，而且一连讲了三期，一分钱的讲课费也不肯收，怎么劝说也不肯妥协。这是17年前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还那么清晰，恍若昨日。
第五点印象是戴文葆同志非常重视并身体力行推进编辑学的理论研究。我觉得编辑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有很强的实践性，不是理论科学，不是像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学文、地学那样的基础科学。但编辑学绝对需要思想，需要理论指导。戴文葆同志不仅长期呕心沥血地从事编辑工作，而且非常重视梳理、提升编辑工作的经验，把它系统化、条理化，上升为理论。在编辑学创立与研究方面，他是先行者。他是成立中国编辑学会的倡议人之一，并且是中国编辑学会的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顾问，对编辑学会的工作提出过很多意见，为中国编辑学会作出了很大贡献。近年他因患病身体不便，很少出门，但有一条原则：只要是编辑学会的活动，尽最大可能参加。今年1月4日，他还抱病参加了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十五周年的庆祝座谈会。八十年代以后，他结合总结自己几十年编辑工作的体会，先后出版了《新颖的课题》、《寻觅与审视》等论著，还撰写了三十多万字的《编辑家列传》，为从孔夫子到章学诚的三十多位编辑家立传。他是个典型的学者型编辑和杂家。
戴文葆同志用他的“理想和盼望”，用他的心和全部生命，和我前面提到的许多杰出编辑一起，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两个大字：编辑。今天我们这些戴文葆同志生前的同事、朋友、后辈纪念他，最重要的是要继承他的事业，总结他的实践，弘扬他的精神。我建议人民出版社出版戴文葆纪念文集，还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版《戴文葆评传》。出版工作是一个需要人才而且能够产生人才的工作，出版事业发展和繁荣，第一资源是人才，首先是编辑人才(因为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出版物的方向和质量，主要在编辑环节决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呼唤更多更好的编辑人才。现在，我们亟须从编辑人才理论和编辑人物两方面加强对编辑人才学的研究。编辑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动词，说的是编辑行为，一个是名词，说的是编辑人。行为是人做出来的，所以比较而言，名词比动词更重要。戴文葆同志说得好：“有书籍就有编辑，有编辑才有编辑思想和编辑事业。”我国现阶段编辑领域还缺少世人熟知的大家，还没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和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样的人物。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编辑队伍中，像邹韬奋、茅盾、臧克家、陈翰伯、周振甫、陈原、戴文葆、巢峰、唐浩明这样的学者型编辑还偏少，部分出版单位中还有一种全体编辑非学者化的错误倾向(我并不主张所有的编辑都成为学者，但至少部分编辑应该是学者，所有的编辑都应该有学术素养)；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宣传不够。像黄涛、戴文葆这样的编辑大家，做个学部委员是完全够格的，他们给中国人民的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很少宣传，因此社会上了解很不够。所以我觉得。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在更好地宣传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的同时，还要加强对本行业先进人物的研究和宣传，首先是要加强对杰出的和卓越的编辑人物的研究和宣传，并且将这种研究成果，作为提升出版工作品位和水平的重要资源，在行业中广为传播和应用，使之不断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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