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怀念戴文葆同志
作者：桂晓风
我对戴文葆同志早就仰慕。真正认识他是在1991年的夏天。当时我在江西出版局任局长。那年春天，我们班子制定了一个“江西出版事业九十年代发展战略”，提出实现“两个提高，一个进入”，即“提高出版队伍素质，提高出版物质量”，“经过十年努力，使江西出版事业进人地方出版行业先进行列”。当时我们意识到，要实现这一战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对从业人员，首先是对编辑人员进行更高水准的培训，这种培训的着眼点不完全在传授具体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目的是树立一种崇高的职业榜样，从而激励编辑人员开展新一轮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为此我们打算连续举办三期编辑培训班，并聘请全国公认的有影响、有权威的老编辑来授课。他们是当时“天字第一号”的人民出版社的张惠卿、戴文葆、吴道弘。这其中有韬奋出版奖的早期获得者，一位是戴文葆同志(他是首届韬奋奖获得者)，另外一位是吴道弘同志。此外，还请了当时担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司长的杨牧之同志。那次庐山培训对江西出版事业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给全体学员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后来几次去江西，许多同志都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这个庐山培训班。从那以后，我就跟戴文葆同志保持了友谊。
关于戴文葆同志，我想说四个字，另外说五点印象。
先说四个字。在我的感觉中，戴文葆同志的一生，可以用两个词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奉献”和“燃烧”。
再说印象。第一点印象，也是我觉得戴文葆同志最突出的特点，是终身热爱编辑工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把一生所有的才智、心血、精力，无保留地献给了传播人类文明、传承文化的伟大的编辑事业，并始终以是一名编辑而自豪。在他许多讲话和文章中，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都把自己看作是一名编辑，认为当编辑是人生有幸。他15岁就开始从事编辑工作，那是在家乡的一家报社。远在1942年——那时他还在重庆复旦大学上学，他已经是几所高校进步报刊的主编。他的革命资格可谓老矣，但他从来也没有当过“官”，而且压根儿没想过要当官，因为他早就选定了人生道路和为祖国、民族献身的途径，一辈子想的和干的就是编辑工作。晚年他在一本著作的自序中说过：“回首往路，四十年的时光从我脚下流逝，好像贝多芬乐章里的命运之神来敲打门扉，编辑的任务总是缠绕着我，苦恼着我。”他还说过，编辑不是靠什么官衔和称号，而是靠他的精神劳动的成果与世人相见。在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的过程中，他曾遭受过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历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坎坷。在庐山他跟我部分谈起过他的这段经历。我记得他有一段时间不得不用非常低层次的、非常艰难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然而他从来没有后悔过青年时代的选择，一生心甘情愿地“为人作嫁”，不仅无怨无悔，而且乐在其中。不仅始终不改初衷，而且在职业生涯中始终表现出极其坚韧的毅力和不可抑止的创造力。我有时候望着戴文葆同志不禁惊奇——那么小的个子，竟有那样用之不竭的生命力。借用屈原的话，就是“九死而不悔”。戴文葆同志有很高的写作水平，也写出了许多非常有影响的著作，但他放在第一位的，永远是编辑工作。即对文化产品进行评价、选择、优化和推荐的工作，帮助他人的产品提高水平使之适合于传播和能够高水平地传播的工作。以至到离世，他自己还有好些相当成熟的论著没有出版。他说过，编辑“一生都为他人做嫁衣裳，也许到卧病不起，还不能为自己缝制一件‘寿衣”’。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与此相对比，我想到我们有些编辑写出了一两篇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常常就不愿意再当编辑了。(好几个出版社的领导同志跟我说起过这类情况。)所以我特别佩服戴文葆同志，佩服他那么老的资历，那么大的学问，一生就只选择当编辑。由此我还想到唐浩明同志。他当编辑当成了学者，由编辑《曾国藩全集》而成为曾国藩的权威研究者和清史的资深研究者，写出了《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著名长篇小说，拥有大批读者，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等奖励，被选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然而他的主要精力，仍然用在编辑工作上，尤其是用在《曾国藩全集》的补充和完善上。他的名片上署的是“岳麓书社首席编辑”，连编审都没写。他把编辑看作是最光荣的身份。他和戴文葆同志的事例，证明了当编辑是可以当成大学者的，当了大学者，是可以继续当编辑的，而且可以更加出色地当编辑。我以为，在全党全国正按照十七大号召，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像戴文葆、黄涛、唐浩明等这样全身心地热爱编辑工作，热爱文化传播工作的典范，是特别值得赞颂和学习的。我们有些人把编辑职业看作是谋生的手段，甚至看作是赚钱的工具。戴文葆、黄涛、唐浩明等同志则是真正地把编辑工作看作是播送文明种子的工作。戴文葆说过，“编辑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呢?……编辑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传播知识，弘扬真理，探索未来，是他神圣的职责。”“编辑一生都在寻觅、追求、鉴别和盼望。他希望找到符合时代要求的题目、作者、稿件，他满心想把好书送到广大读者手里。”我们现在都在说，文化力是最深厚、最强大的力量。我觉得，还要补充一句：文化力的奥秘就在于“传”字，没有载体，没有传播，文化产品所蕴含的力量就不能发挥和持续，文化就不能交流和传承。而编辑，正是民族文明和人类文明火炬的传递者。我觉得，要搞好出版工作、编辑工作，第一个条件还不是责任心，也不是水平和能力，而是感情，或者说激情。如果你本身就不爱书，不爱文化，那何必到出版部门来工作?你又怎么可能做好出版工作和编辑工作呢?
我对戴文葆同志的第二点印象，是他一生追求工作和学术的高品位、高标准、高境界。他对编辑业务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从来不在自己的书稿当中留下任何疑问。以他的博学和造诣，还经常去查阅大量的资料，为了编好某一本书，探究清楚某一个细节，他会到图书馆，到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去寻找、去求证。为了检阅方便，他经常自己花钱买来大量参考书籍和资料。在编《严复集》的时候，为了使收录尽可能完备，他不单多次去北京图书馆和北大查阅资料，还根据各种线索向各地博物馆等单位广泛征求严复遗稿，找到不少佚文。所以经他编辑的书稿都让人放心。不管是多么复杂、疑难的稿件，涉及面多么宽的稿件，他都能够担当，都能让人放心，大家也都觉得他是此类书稿最合适的责任编辑人选。所以他一生编了很多编辑难度很高的重要书稿，像《宋庆龄文集》、《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我觉得没有他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