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用存典刑”

作者：李　乐

有效的督促手段。最后，真宗亲自参与到编修工作中。“日进草三卷，帝亲览之，摘其歼误，多出手书话问或召对，指示商榷。”每天审阅三卷草稿，量化工作到每一天，是学习其父亲太宗修《太平御览》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因为真宗的身先士卒与合理安排，编修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被充分调动起来，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编修工作。只用八年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大书。
　　典刑：此处“刑”通“型”，那么什么是真宗认为可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典型事迹呢?从他多次给编修官的指示看有两个条件必须符合：一个是正统，一个是正面，二者缺一不可。
　　所谓正统，指所引材料全部来自正史和少数重要子集，对野史、传记、小说、家谱等考证不详的内容都背弃不载。这是由《册府元龟》“所编事迹，盖欲垂为典法”的定位所决定的。编修官颇能体察真宗心意，上言曰：“近代臣僚自述扬历之事，如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李石《开成承诏录》、韩僵《金銮密记》之类，又有子孙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邺侯传》、《柳氏序训》、《魏公家传》之类，或隐己之恶，或攘人之善，并多溢美，故匪信书。并僭伪诸国，各有著撰，如伪《吴录》、《孟知祥实录》之类，自矜本国，事或近诬。其上件书，并欲不取。余有《三十国春秋》、《河洛记》、《壶关录》之类，多是正史已有；《秦记》、《燕书》之类，出自伪邦；《殷芸小说》、《谈薮》之类，俱是诙谐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录》之类，多是故吏宾从述本府戎帅征伐之功，伤于烦碎；《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事多语怪；《奉天录》尤是虚词。尽议采收，恐成芜秽。”叫真宗认可了这种处理意见。从以上引文可知，真宗不取“异端小说”的原因是认为他们“或隐己之恶，或攘人之善，并多溢美，故匪信书”、“自矜本国，事或近诬”、“正史已有”或者是“诙谐小事”、“伤于烦碎”，担心这样的内容不真实可靠，会破坏《册府元龟》庄重权威的格调，尽管历史上的学者们对此书的选材范围一直颇多议论，但真宗这么做的初衷也并非一无是处。
　　所谓“正面”则表现在《册府元龟》“于悖逆非礼之事，亦多所刊削，裁断极为精审”。“悖逆非礼之事”其实就是有违封建道德、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内容，真宗审阅草稿的时候会亲自裁断这类材料，“区别善恶，有前代褒贬不当如此类者，宜析理论之，以资世教”。他曾经下令删掉唐中宗宴饮时与臣僚“口摘含桃”的事情，原因就是“非礼也”。也曾建议不能因为刘栖楚陷入牛李党争就抹杀了他勇于谏诤的优点，他说：“谏臣举职，深可奖也。而史臣以逢吉之党，目为鹰犬，甚无谓也。”由此，刘栖楚得以被列入谏诤部褒赏门。此外，宋真宗对张杨大司马没有原则的仁慈颇不以为然：“张杨为大司马，下人谋反，辄原不问，乃属之仁爱门，此甚不可着。”现在，《册府元龟》将帅部仁爱门已经找不到张杨的名字了。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得知。在宋真宗看来为君为臣为帅应各司其职、各守其礼，凡是本分守礼的就可被收入书中，而“悖逆非礼之事”则不在记载之列。
　　通过与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的比较，我们将深刻理解《册府元龟》的选材特点。两书的原名都为《历代君臣事迹》，但《册府元龟》旨在记载“历代君臣德美之事”，选材以隐恶扬善为特点，局限于正史，书中尽是君仁臣忠的气象，给人一种封建统治其乐融融的感觉；而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则是要达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目的，旧史小说无所不用，材料处理上坚持善恶并重、扬善贬恶的原则，相对比较客观真实。这其实是因为编修两书的主持者身份、地位、立场、观念不同造成的。真宗作为君主介入以“君臣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图书编撰中，必然会自我麻痹以维护统治者形象，因此以“正统”、“正面”事迹为典型事迹就不难理解了。
　　“惟明凡例，分别部居，皆仰禀于宸谟，帷奉尊于成宪。刊除非当，隐括无遗，每烦乙夜之览观，率自清衷而裁定。”这是大中祥符六年八月书成之时，编修官所上献进表中的表述，指出《册府元龟》的编修宗旨、体例、方法皆出自真宗，是真宗与《册府元龟》密切关系的真实写照。真宗以“用存典刑”为编辑指导思想来诏修《册府元龟》是由其封建帝王的特殊身份决定的，明白了这一点，对我们更好地研读《册府元龟》和深入了解宋真宗及封建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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